太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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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没他,有点遗憾 [复制链接]

1#

年,央视第一届春晚。

*致完开幕辞,一段诙谐的动画过后,主持人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这才缓缓拉开序幕

“春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节目,实际上是一段“谈话”。

上来一个老者,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戴着褐色眼镜,他个头矮小,其貌不扬,说出的话却中气十足、字正腔圆。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老人的一通客套话说完,开始介绍主持人,他分别指了指马季和姜昆,“这两位大家都熟悉吧,一个是我的徒弟,一个是他(马季)的徒弟。下面的话就由他们说去。”

老人几句话,说得那么自然、亲切,却透出一股俏皮,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他就是侯宝林,中国相声界当之无愧的大师。

01

诗人冰心曾说过,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大部分孩子的童年,都有关乎于母亲的回忆,如冰心之言,“含泪的微笑”。侯宝林先生初始的记忆里,没有母亲,也没有微笑,却有些喧闹。

他有回忆的人生,从四岁时开始,从哐哐哐行进的火车上开始。四岁的侯宝林,穿着童年唯一一件漂亮的衣服,吃着香甜的炒栗子,迷迷瞪瞪地,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身边,竟然还觉得有些温馨。

那时的侯宝林不知道,这个男人(他后来的舅舅),要把他带到北京,送到侯姓人家去做养子。

自己或许是天津人,应该是酉时(即下午5点到7点)生人,因为侯宝林的乳名叫“小酉儿”,养父母不会说太多,他只能凭借零星的记忆,以及逻辑推理,拼凑出自己四岁之前的人生。

侯宝林的养父叫侯连达,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阔过,清朝亡了,铁杆庄稼倒了,侯家也就没落了,到了侯连达这一辈,甚至都穷到揭不开锅了。

侯宝林的新家,位于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门里院的一间东房。北京有句俗话,“有钱莫住东厢房”,四合院里东厢房最低矮,往往是冬季不暖,夏日最热,一般还靠近南山墙的厕所,东厢房常用于堆放杂物。侯家之落魄,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侯宝林再也不敢奢望糖炒栗子或者新衣服了。

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他就得帮着家里过日子。侯宝林最早的“生计”是“捡煤核儿”,每每冬季来临,还没有暖气的年代,北京居民常见的取暖方式就是生炉子。

老年间的人厉行节约,即便再有钱,也得把煤球儿,烧完了筛,筛了又捡,捡了再筛,实在烧不出来,才会把煤渣倒掉。

当冒着热气的煤渣被倒出时,一群小孩子或者老太婆,便乘热而上,妄图从其中再次挑拣出星星点点的“精华”。等攒的“煤核”足够多,孩子们又会推开商家的大门,用一箩筐“煤核儿”,换几口陈馍烂饭也是好的。

可想而知,如此的“生计”,近乎于乞讨,很难真正补贴家用,给父母减少些精神负担而已。

家里普遍很穷,那些满清余孽们,却普遍爱面子,他们嘴里馋着慈善机关施舍的粥,身体却不愿意动弹。

每天清晨,侯宝林和一大帮孩子,早早就去粥厂排队,打上一勺粥,回家兑点水,就够家里人一顿饭的吃食了。

施粥棚长长的队伍里,以小孩和老太太居多,偶然也会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媳妇,她们“自降身价”排队,是因为家里养着猪,人家打粥回去是喂猪的。

除了这些,侯宝林还拉过水车、卖过冰棍儿、送过报纸,他从小嘴巴就甜,收获总是比别的小伙伴多,但是,家里照旧很穷。

最后,实在没办法,侯宝林只能出门乞讨了。他渐渐到了有自尊心的年纪,每次都去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要饭。挨家挨户地敲门,卑微着去喊:“行行好吧老爷太太,您给点儿吃的吧。”

小小的侯宝林,受尽了冷眼与嘲讽,一次他走进北京羊房胡同的夹道里,碰到一个慈祥的大妈,大妈对他说:“吃的没有,我给你找身大褂吧。”

那还是大宅门少爷穿剩的衣服,虽然旧了洗得倒很干净,那也是童年的侯宝林穿过的,第二件讲究的衣服。

这么件简单的事儿,他记了一辈子。

02

侯宝林长到12岁的时候,还一直在要饭,养父终于看不下去了,和其母亲商量说:“咱们给他找个能吃饭的地方吧,这孩子跟着咱们,迟早得饿死。”

他先是被送进作坊当学徒,没学了两天,侯宝林亲眼看到师兄教训人,吓得连饭都不敢吃,人家就把他送回了家。养父于是又把他送到一个江湖艺人那里学唱戏。

老师名叫颜泽甫,收学徒之前,按照当时戏曲界的规矩,老师跟养父签下一张字据。与其说是字据,不如说那是卖身契。字据里有那么几句话:“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如中途不学,需赔偿损失(饭钱)。”

颜泽甫家有三口人,除了老师之外,还有师娘、师兄,侯宝林在家里的地位最低。天一亮他就得起床,打扫院子、收拾煤球、生炉子,等火点起来,再坐上一大壶水,一切准备就绪,他才能去喊嗓子。

这个过程称不上复杂,但哪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扫院子时还得蹑手蹑脚的,万一惊醒到谁,便意味着要挨打。

就像电影《霸王别姬》表现的那般,老师们信奉的信条便是,“不打不成才”。侯宝林聪明,天生就是干曲艺的材料,饶是如此,他也挨过不少打。

从学戏到唱戏,不到三个月功夫,侯宝林就能登台演出了,一年之后,他就有资格拿分红了。

挣钱再多,也与侯宝林无关,按照“卖身契”的规定,学戏三年之内,所有的收入归老师所有,作为补偿,老师则会管他的吃穿用度。

侯宝林正值长身体的年纪,每天又从早唱到晚,想当然饭量也大,这下就惹得师娘不愿意了。之前还给他做饭,到后来干脆扔几个铜板,打发侯宝林自己买饭吃。

用那几个铜板,换上一大碗粥、一块咸菜,外加几张大饼子,或许能填饱肚子。师娘又不高兴了,徒弟吃糠咽菜,显得他们脸上无光。师娘只允许侯宝林吃炒饼,师娘有了面子,他却只能饿着肚子。

每天中午十二点,他们准时上地开唱,一直唱到晚上吃饭。晚饭过后,侯宝林背起得软骨病的师兄,继续串妓院卖唱。

就在这个当口,父亲托人给侯宝林送信儿,他的养母病死了。老师带着侯宝林去求茶馆的老板,老板给了一个银元,还允许他们在茶馆卖唱筹钱。

侯宝林在茶馆唱完戏,跪在地上求大伙,最后勉强收上五十多个铜板,他突然感觉挺欣慰的,这些钱够埋老娘了。

最后,老师只给侯宝林四枚铜板,就打发他回家了。

03

许久以来,颜泽甫老师和天桥的另一位艺人“云里飞”,两人搭伙唱戏。

演出两年有余,发生了一起小意外。某个外国导演,准备到天桥拍摄民间艺人,他们先找到“云里飞”,“云里飞”嫌给的钱少,最后拒绝了。之后那个导演找到另外的艺人,艺人最终应承下来,因为自己没有伴奏,那个艺人又找到颜泽甫,这才完成了拍摄。

拍摄的电影叫《世界各地》或者《世界见闻》,那还是侯宝林的荧屏首秀,他在其中为老师打板儿。因为电影并不出名,连侯宝林本人后来也没再看过。

因为此事,颜泽甫和“云里飞”最终闹翻了。离开“云里飞”的场子,老师再也赚不到钱,无奈之下,他只得转战山西太原。

临走之前,颜老师做了两件事。首先,把侯宝林打发回家;其次,老师“不计前嫌”,亲自拜访“云里飞”,告诉对方不能雇佣侯宝林。

同样是戏曲界的规矩,徒弟三年未满,没有出师之前,老师既不允许,也不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唱戏。颜泽甫的“守规矩”,便意味着断了侯宝林的活路。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侯宝林基本功扎实,离开老师的第二天,他就找到新的工作。在北京钟鼓楼市场,他又唱了一年,期间学会了几十出戏,比原先在老师家里进步更快。

平素里没事的时候,侯宝林经常去园子听相声,渐渐地,他也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一次相声园子开场,场子里就一个演员,侯宝林试探着问:“我给您帮帮忙吧。”

对方欣然同意,侯宝林上场即兴说了一段。

他此生说的第一段相声叫《戏剧杂谈》,时至今天,郭德纲还经常说,那其实是侯宝林的代表作。那一年他十六岁。

说着相声唱着戏,侯宝林依旧很穷,穷到连房租都付不起。

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这也就意味着,在“平地茶馆”(艺人的自嘲,即大街)表演的他们,那天又没了进项。

侯宝林饿着肚子,在大街上兜兜转转,等到雨停了,他到相声园子里跟租场子的人商量:“你把场子打开,我帮着晾晾凳子。”

他当然不是为了晾凳子,把场子打开,便意味着可以演出,侯宝林就可以挣钱吃饭了。那个区域共有四个场子,当天只有侯宝林自己说相声,他一个人从雨停说到了晚上,最后挣了三块银元。

从此之后,他就决定说相声了,除了热爱这门艺术,更关键的是,说相声挣钱更多。

年,侯宝林拜相声艺人常宝臣为师,有了这层师承关系,相声行当也就接纳了他。

侯宝林很珍惜能演出的机会,哪怕是天黑了,他在场地内安个灯泡继续说。北京天桥艺人演出带电灯泡,就是侯宝林的首创。

见他有了本事,或者世俗些,挣的钱更多,“云里飞”竟然主动找到侯宝林,请他带着自己儿子说相声。

侯宝林不计前嫌,答应了“云里飞”的请求。

04

侯宝林很清醒,人家主动来学,是给他脸面。自己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艺人,别说他本人了,尤其是解放之前,相声这门艺术,又算得了什么。

在天桥说相声,除了挨饿,还经常受到警察、宪兵的盘剥。有一次警察跟他们要钱,“云里飞”抖机灵说:“我就是‘三没主义’,没吃,没喝,没钱。”

警察听罢,上前就要抓“云里飞”进局子,先审审他为何把“三民主义”说成“三没主义”。

不管是见着谁,侯宝林养成了卑微的习惯。为了谋生,他照旧去妓院说相声,据侯宝林回忆,简直就和要饭似的,一进门,即便是见到妓院的伙计,他们也得毕恭毕敬:“辛苦辛苦,您听段相声吧!”

索性,侯宝林的艺术,越来越精进。二十一岁那年,他又拜朱阔泉先生为师。

几乎就在同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社会愈加动荡,娱乐业趋于萧条,那样的世道,对江湖艺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为了讨生活,侯宝林决定闯关东。三个月之后,他只混了件长袍,挣到三十来块钱,便慌不择路地逃了回来。

回到北京的侯宝林就病了,这下,三十块钱也打了水漂。年的3月到6月,天气逐渐转暖,他的病情也渐渐痊愈。这个时候,天津的戏院,向他抛出橄榄枝,聘请侯宝林去天津说相声。

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天津是几乎所有民间艺术的聚集之处,此地观众既挑剔又公正,演好了,他们愿意捧红演员;演砸了,他们有办法让艺人永无出头之路。

对于是否去天津,一般艺人往往左右权衡,侯宝林没有那些顾虑,只要是能挣钱,刀山火海他也敢闯。

天津观众显然很认可侯宝林,没过多久,他就能说“压轴”的节目,随即,又跻身于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之一。

有人曾问过侯宝林,你是什么材料制造的?怎么这么聪明,这么勤奋,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侯宝林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学艺的动力,就是饿。不学会不行,要活下去。

年夏天,侯宝林接到北京市文委的通知,让他到某地参加演出,侯宝林迷迷糊糊地就上了车。登上相声舞台,他鞠躬准备开讲,一眼向下望去,观众席上竟坐着领袖。

侯宝林心里一惊,自己活了几十年,连见个警察局长都不敢奢望,此时此刻却近距离看到了伟大的领袖。那天晚上,侯宝林的情绪很高涨,他照旧说了一段《戏剧杂谈》,表演完毕,获得了满堂彩。

从天桥走进中南海,这条崎岖的艺术之路,侯宝林走了20年。

05

以新中国成立为基点,侯宝林恰好在新、旧社会,各自生活了32年。

前一个32年,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一个32年,他收获到无数的荣誉和尊敬。这种尊敬,既来自于观众,同样也来自于国家。整个社会对底层艺人愈加认可,他们的地位也大幅度的提高。

侯宝林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个善良的人。曾几何时,解放之前的天桥,各类商贩、艺人汇集,绝大多数其实都是骗子,就像那句俗话说的,“去天桥走一趟,不是受骗就是上当”。

哪怕是再落魄,侯宝林也从来不欺骗。原因大抵有二,其一,艺人就是吃脸儿熟的饭,走哪儿人家都认识,所以艺人决不能犯法;其二,他的本性纯良。

侯宝林在相声里,编排过自己的“耿直”。

有个人穿戴讲究,上了电车,却不打算买票,见卖票的来查,他假模假样地掏出怀表,一脸严肃问售票员:“你这一趟什么时候发的车?”

卖票员很机灵,见来人穿得有派头,还问这样的问题,就猜想那一定是来查他们的官儿,于是赶紧说明发车时间,也不敢跟人家要票了。

这个时候,蹭票的爷,往往还得找补上一句:“误不了点儿吧?”

侯宝林就坐在那人的身边,他看着有便宜可占,便想着照猫画虎。那天,他也上了车,也一本正经作出掏手表的动作(侯宝林并没有表),边掏边问:“哎,这趟车什么时候发车?”

买票的给气乐了,回敬他道:“甭给我说这些没用的,你不就是说相声的谁谁谁嘛,少废话,买票!”

现实其实不比相声幽默,为了维系这一份纯良,侯宝林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年,侯宝林结婚,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除了养活一家老小,他还负责舅舅和老师的生活。前一个人拐卖了他,后一个人想方设法算计他,侯宝林依旧为他们养老送终。

除了家人,侯宝林更在意的,则是他的观众。他把人生中最快乐的一面,呈现给众人,至于生活中辛酸的滋味,侯宝林则自己去承受。

他生命中最后的话,也是留给观众的。侯宝林的遗嘱,仅有短短的三句话:

尊敬的听众观众:我一生是为你们的笑而活着,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一生是你们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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