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斯
(原载《中国农史》年第1期)
提要我国内蒙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甘草资源，但对其大规模的开发只不过二百年左右的历史。清至民国，汉民入蒙垦植和采挖甘草曾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时期为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第二时期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康熙三十一年实行的“开边”*策诱发了第一次汉民入蒙高潮。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与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使大批汉民无限制地涌进内蒙西部地区，使这一地区的甘草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同时也为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一：甘草(GlycgrrhizauralensisFisch)图谱
甘草(GlycgrrhizauralensisFisch)，别名：甜草、甜根子、生甘草。豆科，多年生草本。高30～80厘米，极少数达1米。根茎圆柱状，多横走，主根甚长，粗大，外皮红棕色至暗棕色或暗褐色。茎直立，稍带木质，被白色短毛及腺鳞或腺状毛。奇数羽状复叶。托叶披针形，早落。夏季开花，蝶形花冠，紫色，总状花序。荚果狭长椭圆形，弯曲成镰刀状或环状，有褐色腺状刺，生于向阳干燥的棕钙土、含盐分较少、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钙质草原。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区有所分布。主产于内蒙、甘肃、*。按产地，又分为西甘草和东甘草。西甘草产于内蒙、陕西、甘肃、青海、*；东甘草产于东北、河北、山西等地①。按质量分，内蒙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阿左旗、五原，山西的阳高，陕西的定边、靖边、庆阳、镇原，甘肃的民勤出产的甘草最佳②。甘草以根茎入药，性平、味甘，功能缓中补虚，泻火解*，调和诸药，炙用治脾胃虚弱、肺虚咳嗽等症。生用治咽痛、痛疽肿*、小儿胎*等症。据现代研究，甘草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的作用，可治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低下症和胃、十二指肠溃疡病。此外也用于糖果、香烟和医药工业，为调味剂③。
图二：中药甘草切片
图三:天然甘草----内蒙古沙漠的保护神
我国对甘草的采集药用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本草《神农本草经》中，就把其列为上品，尔后历代本草皆有收载。本文拟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我国对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清初对内蒙西部地区封锁及推行的“开边”*策
我国内蒙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甘草资源，但在清朝初期，这里的甘草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为什么清朝初期这里的甘草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呢?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的民间口碑资料来看，这都与清代、民国时期晋西北、雁北、陕北的穷苦劳动人民有无到口外谋生有重大关系。人们习惯上称口外谋生为走西口或走口外，也有的叫走场子。所谓西口，即指内蒙的西部地区，在当时人们把长城以里的地区叫“口里”，把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口外”，把内蒙西部地区叫“西口外”，简称“西口”。而对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者，正是那些走西口的穷苦劳动人民。穷苦劳动人民主要来自山西
图四：走西口中的“西口”即：“杀虎口”
的保德、河曲、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和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那么，清代初期这些穷苦劳动人民是不是已开始走西口呢?没有。为什么?究其主要原因是清*府对内蒙西部地区的严密封锁，而这些穷苦人民虽在死亡线上挣扎，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据文献记载，清顺治年间，*府为限制蒙汉之间交往，曾沿鄂尔多斯部落南边的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50华里，东西延伸华里的长条禁地，人们通称为“黑界地”。在这块“黑界地”里，既不许汉人通过，也不许蒙人逾越，严禁蒙汉接触。《理藩部例则》中规定：凡蒙古官民招汉民去种地的，要扣发俸禄，罚牲畜、打皮鞭、戴木枷；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的要戴枷治罚，甚至发配充*。盟长及旗扎萨克，因对下管教不严而失职，要受同样的处罚。招募41人至50人的，革职留用8年。失职的盟长、扎萨克扣发6年俸禄。招募50人以上的，除革掉他的职务外，还要罚27头牧畜，他们的盟长和扎萨克要扣发8年的俸禄。如果招募开垦的人是不享受皇帝俸禄的协理台吉、塔布囊、闲散台吉等，招募一至十人的，罚36头牧畜；招募11至20人的，罚45头牲畜；……招募41人至50人的，罚72头牲畜，革职留用6年；招募50人以上的，永远革职。他们的盟长和扎萨克因为失职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少则扣发6个月俸禄，多至扣发5年的俸禄。如招募汉人开垦的人是没有爵位的一般平民，不论招募的人数多少，一律罚45头牲畜，戴木枷关9个月监牢，期满后打皮鞭，交给他们的参领、佐领，严加管束。他们的参领、佐领、台吉、协理台吉、扎萨克同样要受罚9头牲畜。如果上述这些招募人得了被招人的押荒银，要以诈骗钱财罪论处，受过鞭刑之后，再戴上木枷流放充*。汉人平民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如果是揽工头目，根据其垦地受益的多少，按诈骗犯刑律治罪。如果唆使平民不服判处，要戴枷在监牢里关押二个月，然后按凶恶棍徒无故扰害刑律治罪，发配到里以外的边疆充*。
在这种情况下，晋西北、雁北、陕北的穷苦劳动人民当然是不可能到口外去觅食谋生的，口外的甘草资源再丰富也是不能得到开发。那么，是什么时候清*府才放开*策允许汉民进入蒙古草原开垦荒地、采集甘草的呢?
图五：夕照“杀虎堡”（山西右玉境内）
据内蒙归化城先农坛一块碑记上记载，汉民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年)。但是，这是随着“绿营*”驻防而产生的现象④。康熙三十六年(公元年)鄂尔多斯贝勒松普奏请与内地人合伙种地，获得朝廷批准。允许在原勘定的“黑界地”内划出20到30华里，为垦植界限，让汉人耕种，即所谓的“开边”。对此，同治十一年版《河曲县志》云：“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阿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盖自人烟稠密，商贾幅辏，于斯为盛焉。”允许汉民入蒙垦荒种地，不等于允许汉民入蒙采挖甘草。那么汉民大规模地进入内蒙西部地区采挖甘草始于何时呢?
据《山西通志》载，乾隆五十六年(公元年)，达拉特旗台吉梅林仁庆等人私招汉民在杭锦旗境内采挖甘草，受到责罚。这说明至乾隆五十六年内蒙西部地区的甘草资源虽已有少数汉民采挖，但还没有得到清*府的准许。康熙三十六年以后，虽然清*府推行“开边”*策，但到乾隆年间，汉族边民入蒙种地在时间和节令上仍然受到*府的限制。当时，清*府明确规定：汉民入蒙种地要春去秋归，即所谓的“雁行”。当地人俗称“跑春牛犋”。每逢秋收季节，“部郎衙门”要派人到有汉人垦植的地区核对人数，查看有无藏匿不归的汉人，一旦发现，即勒令他们迅速离开蒙地，返回故里。而口里的各级衙门也要经常掌握汉民在口外的人数。
据《准蒙档》册第11页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河曲知县衙门来文，摧准旗速报旗境内务农的汉民，以备汇总呈报太原府兵备道吏、神木部郎、保德州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内蒙西部的甘草资源要得到大规模开发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府所不准许的。笔者认为，“开边”*策的推行，虽然对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的甘草资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它却诱发了第一次汉民入蒙高潮的到来。
二、第一次汉民入蒙高潮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
有关资料表明：清代至民国时期，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县的穷苦劳动人民“走西口”曾掀起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是清嘉庆年间到咸丰年间。出现第一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经过“乾隆盛世”，社会秩序相对稳定，通过“开边”*策的推行，清*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汉人在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的租种权，另有一部分汉人入蒙从事甘草的采挖和经销，从而拉开了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序幕。当时，在采挖经销甘草的人当中，尤以山西保德人最有名，有人说，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他们不仅采挖甘草，而且经销甘草，他们开草场、开草店。草场专门组织人挖甘草、收甘草、加工甘草；草店专门卖甘草、买甘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一开始从事此业，就取得了垄断地位。例如：清嘉庆年间，保德有一家姓王的，在达拉特旗开设草场，字号“西碾房”，当时，甘草市场开设在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即有“王家不到河口，草价不开市”的说法。“西碾房”收甘草的支号很多，有“中和西”、“万成西”、“万兴西”、“全成西”等名称。纵然有人在达拉特旗收甘草，也得与“西碾房”支号联系。还有些人在与别人的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例如：道光年间，杭锦旗的草场被定襄人开的“德盛成”所垄断，但到了咸丰年间，保德马家滩张家跻身杭锦旗，开设“广盛恒”草行，遂取而代之。
当时保德人采挖甘草的主要地区是：现在的阿拉善左旗和右旗，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乌拉特乔旗以及巴彦淖尔盟的五原等。甘草采集业在内蒙西部地区的悄然兴起，不仅为走西口的贫苦劳动人民提供了广阔的劳务市场，而且使内蒙西部地区的地方官吏也得到了好处。
据《准蒙档》册第页载：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杭锦旗扎萨克为清偿债款，把北至代庆名渡口，东到希日巴代呼舒，南至呼和布日都、额日彦陶勒盖、苏亥图，西到陶来河、西日木仁范围内的甘草采挖权租给债主“福和德”铺子。议定每年以千文租金，15年内偿还清该铺债务千文钱。另，咸丰十年，杭锦旗衙门给张鲁青等几位商人发放了甘草准采文书。毫无疑问，准采文书不可能是白发的，没有好处杭锦旗衙门是不干的。当时，甘草的产量以杭锦旗、达拉特旗和鄂托克旗为最大，质量以“王爷地”，即阿拉善左旗和右旗产的为最好。
图六：经过“归化城”运输甘草的驼队
三、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的掀起，使内蒙西部地区的甘草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
第二次汉民入蒙高潮为清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贻谷放垦”和民国二十三年的“移民实边”*策，吸引了大量的汉民入蒙去开荒种地和采挖甘草。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入侵北京。年，中国作为战败国，清*府与英、美、法、德、俄、日、奥、意、西、荷、比十一个国家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要赔偿战胜国款银4亿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9亿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⑤。由于清*府财*枯竭，入不敷出，便将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采取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来弥补财*之不足。由过去的封禁、半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贻谷放垦”。
图七：清光绪二十八年开放的蒙区“贻谷放垦”区域示意图
从此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汉民再也没人干涉和阻止了。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府提出“移民实边”*策，又极大地鼓励了“口里”人到“口外”农耕和定居，再一次掀起了汉民入蒙垦荒和采挖甘草的高潮。
现以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当时走西口的人数为例：河曲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人左右；保德县每年出“口”的人数在到人之间；偏关县每年出“口”的人数人左右，这是正常年份下的情况。若遇灾年，三个县出“口”的人数都逾万人。据陈秉荣先生统计：河曲、保德、偏关三县自清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各县出口的人都涉及到一百多个村庄。从光绪元年(公元年)至民国二十九年(年)，在内蒙定居的河曲人有10万人，保德、偏关次之⑥。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现在的乌拉特中后旗的高塔梁一带、双圣美乡、石哈河乡、郜北乡、??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四分子村，河曲人占80%左右，他们都是深7村的许家。土默特左旗的陶思浩，全村皆姓张，是河曲土沟乡兔坪村张秀的后代，据说民国年间，他们的丁口银还是由土沟村统一收缴的。保德人主要是随甘草而居，即那里有甘草，那里就有保德人，其分布地域之广，是很难统计的。但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包头市、固阳县、东胜市、五原、临河、乌拉特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偏关人员居住分散，在巴林左旗、喀拉庆旗、四子王旗、察右中旗、后旗、达茂旗、土默特左旗、右旗、乌拉特乔旗、五原、临河、准格尔旗、东胜、武川、托县、固阳、清水河等地都有偏关人。据陕西府谷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七年(年)统计，府谷县流落内蒙西部的人口就达数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年复一年，在晋西北、雁北、陕西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出“口”大*开进内蒙西部地区，去从事农耕和采挖甘草。
据调查，自清末到民国期间，在内蒙西部开设的草场除前面我们提到的“西碾房”、“德盛成”、“广盛恒”外，还有“义成远”、“仁和永”等多家字号。
草场的设置，一般是设场人于农历正月十九日各旗开印之日，赶到目的地，通过向王爷、各庙喇嘛拜年、送水礼(砖茶、水烟、糖果、烧酒)等手段，商订好包场范围，然后按出草的实际数量计算包价。一经议定，就不能再包他人。包场人便可在指定区域内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安营扎寨，即搭起帐棚或草庵作为柜房。其作业半径通常在40华里以内，柜房要安置掏草工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如锅灶、米面、铁锹，还有搭草庵用的席子等。
草场的组织，一般是掌柜一名，俗称“大头儿”，负责全场事务，有的兼提称。二掌柜一名，俗称“二头儿”，负责甘草质量与价格的评估。先生一名，负责来往帐目。草头一至二名，负责提秤收进甘草。保管一名，伙夫一名，打米跑外的一名，铡草工若干，隶属掏草工若干。一般来讲，一个掏草工一天能挖30斤至50斤左右湿草，但因地而异，达拉特旗一个陶草工至多能挖三四十斤，而杭锦旗一个掏草工就能挖80斤。掏草工皆为男性，且以保德人为最多。挖草所用的唯一的工具就是铁锹，其锹头窄而长，是特制的。掏草工每天要走很远的路程，少则三四十里，远则达七八十里，同时要将当天挖的甘草背回柜房。甘草入场之后，柜房要安排铡草工将所收的甘草进行分类打包，以便起运。甘草的分类一般以粗细分类，粗者截面直径达3厘米左右，一般的手指头粗细，也有再细的。成捆的甘草一般都要铡到50至70厘米长短。名目有“天粉”、“奎粉”、“条粉”、“河草”、“通草”、“毛草”、“节子”、“圪瘩头”等。一般的草场，有铡草工七八人，最多的二三百人。大约每十个掏草工用一个铡草工。每个铡草工，每天铡草约斤。铡草工属技术工种，工资一般高于掏草工。年，铡草工每月工资为11块银元，场方管吃住。年，月工资为15块银元。
图八：西口道上正向包头行进的商运驼队
关于甘草的运输，民国十二年以前，当铁路还未修到包头时，各场所出的甘草都要运到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因为甘草码头设在那里，各地买草的客商云集河口，河口镇是甘草和其它物资的集散地。各草场所产的甘草，都先由牛车或骆驼由旱路运到附近的*河口岸装船，再经水路运到河口镇。比如上王爷地的甘草，驼运至磴口装船；下王爷地的甘草，驼运至后套杨家河子装船；杭锦旗和达拉特旗的草，或以牛车或用骆驼运至本旗附近的岸口装船。水路运输的价格以船而论，一般每船能装三四万斤，其运价：磴口至河口，每船40两白银；杭锦旗至河口，每船30两上下；达拉特旗至河口，每船20两。甘草码头移至包头后，航运费则由银两改为银元。数目比用银两大了一些。
民国十二年以前，甘草码头主要设在河口镇。当时，在河口镇开设的草店有“荣升昌”、“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集义昌”。其中“信成”店开业于光绪二十八年；“日生”店开业于光绪二十九年；“公义昌”也开业于光绪二十九年；“庆记”店开设于光绪三十四年；“裕隆”店开设于民国二年；“集义昌”开设于民国四年。
图九：民国十二年后的内蒙包头市景
民国十二年，当京绥铁路由绥远延伸到包头后，为内蒙西部的交通提供了方便。铁路运输与水路旱路运输相比，既省时，又省钱，所以西路来的甘草等货物只要运到包头，便可装火车直接发往目的地。包头的地位很快超过了河口镇，河口镇的甘草码头日渐车少人稀，甘草商遂由河口移向包头。至此，河口镇的草店只好停业倒闭。民国十二年，在包头开设的草店有“义合永”。民国三十年，继“义合永”之后，又有“广恒西”和“广和公”两家草店开业。民国十四年，“永恒西”、“中兴栈”、“义兴永”三家草店也相继开业。这三家草店的经营者多半是经营草店的行家，虽资本不大，但以买客的存款作为周转资金，凭空取水，当年底，“永恒西”即获纯利元，“中兴栈”获纯利0元；“义兴永”获纯利元。继之，这三家草店，各自又以所得利润为资本，于民国十五年正式开业。其中“中兴栈”营业至民国十八年；“义兴永”营业至民国二十三年。“永和铨”接替“义兴永”又营业至民国三十一年；“永恒西”生命力最强，一直坚持到建国后，直到年公私合营后改为旅店。此外，民国二十二年另有“公记”草店开业，至民国三十一年歇业；民国二十四年还有“公义西”草店开业，至民国三十八年后，与包头土产公司合为一体。
综上所述，从清嘉庆年间到民国末年，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汉民入蒙高潮，大大促进了我国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据统计，至清末，内蒙甘草的年产量已达万斤，其行销地区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国内，如河南、河北、广东、湖南、湖北、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地均有销售。在国外，已远销到朝鲜、日本、印尼及东南亚各国。
四、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
开发内蒙西部地区的甘草资源，不管当时的社会制度如何，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从清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走西口的人成千上万，为什么走西口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从事甘草采挖的呢?因为采挖甘草的经济效益大大超过内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同等劳力的收入。
通常来讲，挖甘草的人，从过了二月二至清明就开始陆续出“口”，到“药王爷圣诞节”(四月二十八日)码锹，为第一生产阶段。这是一个主要生产阶段，赚钱不赚钱，就看这一段。然后再从立秋到霜降为第二生产阶段，两个阶段加起来实际劳动的时间只有三个半月左右，但他们的产值是内地农民根本无法相比的。一天能挖50斤甘草，年收入可达七八十元钱(银元)。民国二十一年，一块银元在包头可买糜子一石(约市斤)，在保德可买小米3斗(约85市斤)；可买黑豆5斗(约市斤)；如果买莜面，可买50斤。而内地的农民情况如何呢?以民国时期保德县一个四口之家的自耕农而论，假如这等人家有一个男劳力，一个女劳力，一个半辅助劳力，有20垧耕地，一头牛，在没有灾情、雨水均匀的正常年份，总产量也不过二三十石。这就是说，一个出“口”劳力的年收入可顶二户半口里自耕农的收入。难怪口里的穷苦人年年都有到口外去挖甘草谋生的。正如陈秉荣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走场子(农民甘草场做工)确实是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一种有效形式。诚然，‘走西口’的人成为巨富的极为少见，但是‘走西口’养育了河曲、保德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是铁的事实。
图十：内蒙托克托县出产的优质甘草
前面我们提到保德县的穷苦人出“口”主要是挖甘草，而保德的资本家发迹也主要靠经营甘草。据《保德州乡土志》记载：“州人善经营，以贩运甘草、粮油为大宗，尤以运甘草著名于商界。甘草产自准格尔地，资本家年往租地，划界取之，工作者不下万人。”“甘草运去禹州为大销场，又在河口即分运天津。总之，运到之后，遂于其地易以水烟、布匹、棉花、绸缎、玩好诸物由陆路骡运而归，以十成之一留本地销售，余皆运往蒙地。其骡之归也，又以口外药材如柴胡、锁阳、肉苁蓉等物贩运来州，再往东去……循环无已。”
甘草救活了成千上万的穷苦人，但也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在甘草经营方面，除前面我们提到的保德王家“西碾房”在达拉特旗居垄断地位外，保德东关杨怀珍在当时也是赫赫有名的大户。
杨怀珍，保德东关人氏，发迹于同治年间。怀珍自小未进过学门，斗字不识。19岁时才与他人合开了个小店，字号“义成德”。且主要以打铁、卖豆腐、熟皮子为营生。稍有资本，便两次到口外用船贩运粮油、盐碱，但其运气不佳，两次出“口”皆船毁货损，气得他欲投河自杀，经人开导，才未走绝路。后经营甘草，在王爷地开设“义成远”草场，遂成巨富。其死时，股金已达13万两白银，到民国二十年左右，每年可获纯利折白银两。他家的商号除“义成德”总号外，其分号甚多，如“义成远”、“义成公”、“义合永”等经营甘草，“义成信”、“义成庆”、“义生权”经营百货；“义成当”、“义胜当”经营典当。不仅如此，杨家在天津、汉口、湘潭和广东皆有坐庄，还派人学会了广东话，与英商直接贸易。至民国末年，杨家的资产已发展到万两白银。
图十一：宣统三年，晋商走西口时“义兴恒”商号的老账本
资本家有大有小，发迹者有先有后。保德县靠经营甘草发迹的资本家还有张在兴、马同州、陈徐保、芦风梧、王科子等人。
张在兴，保德马家湾人氏，发迹于清咸丰年间。前面我们曾提到他与定襄人争夺杭锦旗草场的事。在咸丰以前，杭锦旗的甘草被定襄人所垄断，咸丰年间张在兴介入后，其开办的“广盛恒”草场，遂取而代之。杭锦旗的甘草资源由保德张家任意开发。张发财后，在后套买地出租，在河口镇做买卖，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地主兼资本家，独霸一方，人称“本地朝廷”。
马同州，保德马家滩人氏，发迹于清光绪年间。虽目不识丁，但抱负颇大。先以跑河路扳船为业，后从陕西府谷县一个将要倒闭的小杂货店内赊了些货底，以此作为资本“跑口外”，经营甘草。先是自产、自做、自卖。稍有积蓄，便伙同马红、陈徐保在河口镇开设了“公义昌”草店，且获利甚厚，资产增至30万银洋。马氏在保德的总号叫“协义兴”，在宁夏的分号叫“汇盛方”，在天津、河北、河南均有产业，由一名小商贩一跃成为资本家。
陈徐保，保德陈家梁人氏，发迹于清末民初。陈徐保出身贫寒，原为当地一家小煤窑的采煤工，18岁开始到口外谋生，先干掏草工，后改做小生意，由于他精通甘草行的一切门道，便利用行贿手段，使各庙喇嘛租草场与他。他先设草场收购甘草，然后在逐步扩大资产的基础上，又与马同州、马红合开“公义昌”草店，并成为股东与掌柜。后又另起炉灶，在天津当老板，并与东莱银行建立了财贸关系。民国九年，经东莱银行介绍，他又和英国人在上海合资开设了甘草股份有限公司。英商和天津商会曾赠送他“名正中西”寿匾，可见其当时在天津、上海商界的显赫地位。
芦风梧，保德前炉子沟人氏，民国年间发迹。起初他只做一点收购三五百斤甘草的小本生意，后逐渐发展，在陕甘宁边界的盐池县开设了“仁和永”草场，且独家经营。还在包头市开设“天和成”百货店，资产达20万两白银。同时又为益民面粉厂投资8万元(银元)作为股东。
王科子，保德王家滩人氏，发迹于民国末年，也是靠掏甘草、经营甘草致富的。初出“口”时，他只有18匹土布作为资本，当年便赚回40匹。后用滚雪球的办法积累资本，在包头市开起了面粉厂。
此外，靠经营甘草而发迹的保德人还有陈祖五、李德安等人，他们也于民国年间，在包头市合伙开办了红星剧场。
除上述人等，保德县的出“口”者，靠经营甘草赚了钱而经营杂货的小商贩至民国年间约有多户。民国末年，保德县的资本家可获经营甘草利润约万元(银元)。由此可见，清嘉庆年间到民国时期，对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巨大的。
五、结语
清朝至民国时期，我国对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大力开发，不仅为晋西北、雁北、陕北到口外谋生的穷苦劳动人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劳务市场，而且为促进内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今的内蒙包头市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西北的商业重镇和交通重镇，是与这一时期我国对内蒙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分不开的。据历史记载，在阿勒坦汗被明廷封为“顺义王”后，漠南的*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归化城。嘉庆十四年，包头才成为一个村镇。道光十年在此设南海子渡口后，人烟稍稠。民国十年，托克托县河口镇甘草码头移于此，包头便成了内蒙西部地区以甘草、皮毛为主的经济中心，使一个原属萨拉齐厅所管辖的荒凉小镇逐渐发展成县、市。特别是民国十二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不仅加快了内蒙西部地区所产甘草运销到国外的速度，而且促进了包头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内蒙西部地区若没有甘草资源，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包头市。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保德县志》主编陈秉荣先生提供调查资料，在此谨表谢忱。
注释①参见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中药志》第一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年11月。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国土特产》，地图出版社，年12月。③参见《辞海》“甘草”条。④绿营*，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后，清王朝收编了起义部队作为地方治安部队，有一部分曾驻扎内蒙古草原，为区别八旗兵，即让他们打着绿色旗帜，号“绿营*”。“绿营*”为解决*粮，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部队开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人种植。⑤《辞海》“辛丑条约”条。⑥⑦陈秉荣：《话说走西口》，《山西文史资料》年第6期。
OnExploitationofLicoriceRootResourceinthe
WestInnerMongoliaDuringtheQingandRepublicPeriod
TherearerichresourceoflicoricerootinthewestInnerMongolia.However,itslargescaleexploitationhadnomorethantwohundredyearshistory.FromtheQingDynastytotheRepublicofChina,therehadbeentwoclimaxsthatpeopleoftheHanNationalitycameintoInnerMongoliatoreclaimorcultivatewastelandanddiglicoriceroot,thefirstperiodfromtheJiaqingReigntotheXianfengReign,thesecondfromthe28thyearofGuangxuReign,theQingDynasty,tothe23rdyearofRepublicofChina.ThepolicyofBorderlandExploitationinthe3lstyearofKangxiReignbroughtoutthefirstclimaxofpeopleoftheHanNationalitycameintoInnerMongolia.Thefarmingandcultivationpolicyofthe28thyearofGuangxuReign,andtheimmigrationtoenrichborderlandpolicyofthe23rdyearofRepublicofChinamadenumbersofpeopleoftheHanNationalitypourintothewestInnerMongolialimitlessly.Theirarrivalmadelicoricerootresourceexploitedthoroughly,aswelasgavegreatimpetustotheeconomicdevelopmentandcityconstructionofthisregion.
说明：原文无插图。.5.5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