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变革的历史考察
摘要
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早年曾经从师于同治中兴的名臣胡林翼，深受胡林翼的影响，一生都以胡林翼为楷模，重儒尊教，一时之间，成为士林翘楚。张之洞的父亲张瑛清廉自律，一生洁身自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在父亲的影响下，张之洞养成了廉洁奉公的品性，究其一生，张之洞为官清廉，人品端正，他死后连入葬的钱都没有，还是他的学生为他凑的钱才得以入硷。从张之洞一生为人做官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张之洞并不保守，相反，张之洞锐意改革，是满清晚期政坛上的一位卓越的政治改革家。
本文通过对张之洞在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时代背景下，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变革进行研究，分析张之洞在当时的背景下的思想价值和内涵。
关键词：张之洞、政治思想、政治改革
1、绪论
1.1选题意义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降,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性近代化的进程之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重组和转型。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学冲击,在中国己经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的边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下,多数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文化保守主义,是一部分人的选择,而张之洞,正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置身于西学东渐的晚清社会,张之洞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学识渊博的士林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发展方向,在寻求“求变”与“守常”相统一的人生旅程中,刻画出了复杂多样的思想轨迹。
张之洞的一生,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入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通,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惟张香帅一人耳”。然而,张之洞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清朝无可避免的覆亡相比起来,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以至于时人说他“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由是郁郁成疾”或许,正如张之洞去世前在病榻上的长叹:“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盖冀一悟而未能也”。张之洞去世后,内阁奉上谕,对他的基本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正无私”,任疆吏“提倡新政,利国便民。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入参机要,管理学部事务,宗旨纯正,愚著勋劳。……服官四十余年,擎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识。”久为中外所共识。”而英国《泰晤士报》对张之洞的评价是,在19世纪的中国官僚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体制的优点和缺点”。的确,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张之洞留给后世的遗产既有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更有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思想。
我们可以从系统阐释“中体西用”思想的张之洞身上,获得一些启示。毕竟,思想史研究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而这场对话的全部可能性就在于,我们和古代思想家关心着共同的问题。
1.2关于张之洞的学术史回顾
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建立了卓越的业绩,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可以说,学术界围绕着晚清重臣张之洞所进行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比较繁荣的。不过,与以张之洞的生平、功业、轶事、派系立场以及与晚清政局的关系等从实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单单以张之洞的政治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要少了很多,事实上,学者们对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真知灼见,往往更多的散见于各种主题论文和宏观思想史研究的篇目章节之中。
1.2.1国内学术研究
就张之洞研究的文献资料而言,前人有许同萃、王树耕等整理张之洞著述,出版的《张文襄公四稿》、《广雅堂集》和《张文襄公全集》等研究文献,苑书义等主编的《张之洞全集》(全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由张之洞的奏议72卷、电奏13卷、公牍84卷、电牍卷、诗文著述30卷构成,还附录了张之洞的传记资料、著录序跋、张之洞著述编纂与流传及版本等情况,为研究张之洞提供了丰厚的一手资料。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有张之洞裔孙张遵骝先生赠送的家藏文书档案,又为深入研究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理路提供了新的线索。
就现有专著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讲,冯天瑜和何晓明合著的《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是颇见功力的一部。这本书以张之洞“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的不凡政治生涯为经,以其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思想为纬,以办洋务、倡“中体西用”说为重点,全面廓清这位身处古今中西大交汇时期的“过渡型”历史人物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脉络,深刻揭示出其思想、个性、行为的种种矛盾,点明其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的人生之旅的特征,并对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进行了评价。
还有学者以张之洞的某一方面的思想为切入点展开研究,陈钧着力探究了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著有《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一书,蔡振生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进行梳理,著有《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一书,谢放则在《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中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有较为深入的阐释。
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一书,是近年来张之洞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期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为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
对张之洞的研究纵观目前学术界，十分的繁多，都是希望对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研究,既为后来者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对张之洞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挑战。的确,“中国近代人物都比较复杂,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人们思想经常处在动荡、变化和不平衡的状态中。”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将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明确张之洞政治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系统探究张之洞的中学学术情结在面对晚清西学冲击中的内在变化理路,爬梳史料文献具体分析张之洞于晚清政局中形成的吏治、经济、法律以及宪政方面的思想内涵,进而分析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揭示张之洞“儒臣”文化人格在晚清变局中的进退失据,阐释“中体西用”思想的历史命运并给其以客观的评价,是进一步要研究的方向。
1.2.2国外学术研究
对于张之洞这位在晚清中国的政坛上具有颇多建树且影响较大的清廷重臣,海外学者也有很多对张之洞的专门研究。西方学者对张之洞本人的为政治国之道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美国学者卡梅伦曾经在年的《太平洋历史评论》中,撰写了《张之洞的政治生涯》一文,对张之洞的一生作了宏观地评述,学者艾尔斯在年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对张之洞在为政期间的教育改革作了详尽的论述,撰写了《张之洞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一文,还有美国学者裴士丹在年的《美国历史评论》中,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和清末新政期间的政治作为进行了分析,撰写了《走进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在—》一文。
此外,日本学者对张之洞以及中国近代思潮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值得一读。三石善吉的《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和《中体西用论的派系》两书,试图回答何谓中国的自我发展,并用张之洞系统阐述的“中体西用”论和儒教的“千年王国”论来研究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官僚思想,认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带有浓厚的儒教伦理色彩,而这正是中国自我发展的原因所在。此外,细野浩二著有《日本与中国对“西洋冲击”的态度》和《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的起点及其相关情况》二文在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也对张之洞在此期间的具体作为有所评论。
2、晚清政治变革及其对张之洞的影响
2.1、晚清时期的政治体制
研究清末的政治体制对张之洞的影响，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清末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清朝是波折最多，也是成绩最卓著的一个朝代。
清朝的政治体系沿袭明制，并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其官僚体制己经相当完备，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官僚制度运作的雏形。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中央政府机构的中枢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内阁、军机处，再往下就是六部和诸院、诸寺等。内阁设大学士四人，满汉各二人，还有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是行政总汇之处。但是到清朝后期地位下降。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和六部的重要官员中遴选，军机大臣的重要性实际上远在内阁大学士之上，这些人直接参与高层决策，军机大臣的意见对皇帝有重要影响，执行的是国家的高层的管理任务，传达皇帝的重要旨意。六部为中央行政机构，各部长官由皇帝直接指挥，内阁和军机处无权向六部直接发布指示。各部职能各有分工，但是又互相牵制，各部的堂官有向皇帝直奏的权利，为了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清廷还规定各部有互相监督和查询其余各部不合法、不称职的责任。除各部可以互相监督外，清廷还单设了一个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专司官员考核、整饬纲纪。管理少数民族的事务主要由理藩院负责。各个部门的理性化和制度化的程度都相当高。
清朝的这种封建体制，充分的体现了中央集权和职能监督的特色，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听取民意。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各个政府部门分工明确，相对独立，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分设，能一定程度的保证执政效率，能够随时调整政体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修复、自身，使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这种政治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仕宦阶层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仕宦阶层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在认同“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对这种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认同的。张之洞是晚清仕宦阶层的精英，肯定能看到这种制度的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成分，这实际上是张之洞在晚清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坚持渐进式改良的原则而不是维新派的激进原则以及后期革命党人的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的时局
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交加，当时的中国的困境，尤其是几次重要的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清末的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中，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对张之洞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鸦片战争的节节败退，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无条件的接受了英国的苛刻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一切有如晴天霹雳，强烈的震撼了中国人民。鸦片战争发生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了摆在中原文明面前的一座高山。在这座高山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无优势可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刺激下，痛苦的彷徨了一阵后，逐渐清醒，开始积极的吸收西方的技术和文化。这种刺激直接掀起了清末“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潮。由林则徐和魏源首先倡导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风潮开始萌芽。
在张之洞在翰林院作为清流健将批评朝政时，张之洞的理性与经世实用思想就有所体现。光绪七年（年），张之洞奉旨前往山西赴任山西巡抚，张之洞的经世实用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山西巡抚任上，对洋务思想知之甚少的张之洞，开始积极的接触西方文明。命人翻译各种西方著作，并开始着手准备洋务人才，频繁召见李摩提太等西方人士，鼓励山西商人涉足洋务。张之洞本人的立场也逐渐开始向洋务派转化，以至于在山西任内就想过要开展洋务。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力主抗战，与反战的进行激烈斗争，张之洞的表现打动了慈禧太后，很快，张之洞应召进京，并迅速被调署两广总督，主持中法战争的大局。中法战争是一场苦战，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还是让张之洞切实的体会到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这种刺激之下，张之洞充分利用了广东的优势，迅速向洋务派的实践者转变。从此，张之洞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先驱之后，成为晚清中国极有影响力的洋务派实力人物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甲午中日战争让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协议更让中国陷入重重危机，在此外患日重，内忧不断的时机，张之洞痛定思痛，力主“变通陈法”，“力变从前重重积弊”，张之洞认为“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变法即转为强”。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不再仅仅只是洋务殿军，而是一个变法者。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在军事、教育、商务、工业、人才筹备等方面均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建设意义的建议。希望以此达到“自强”的目的。
2.3、晚清时期的政治动荡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后，清朝的地方统治者已经开始对中央政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央集权受到削弱。自曾国藩开始，像李鸿章、刘坤一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大臣逐渐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这种转变给清末的政治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自从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爱国人士纷纷奋起，呼吁清朝统治者力求变法。后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也在冲击中清政府的统治阶级。
作为儒学名臣，张之洞的忠君爱国思想非常明显。而作为一个政坛老手，在戊戌到庚子年间的政治动荡中，张之洞比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更熟悉政治运作手段。张之洞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思想开始在这一阶段形成。张之洞希望能够通过“会通中西”，达到“中学为体，西政为用”的目的，提出了著名的中体西用论，著述了轰动一时的《劝学篇》，系统的论述了他的体制内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思想。想通过自己的政治改革的来改变当前中国的局势。
3、张之洞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1、张之洞的政治思想的形成
3.1.1、清政府内部对其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在晚清的士大夫阶层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思想的风潮，林则徐、魏源首开其端，曾国藩、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军前后将其推向了第一次高潮，曾、胡也因此而被并称为清朝的“中兴名臣”。作为胡林翼的受业弟子，张之洞毕生都不忘追随胡林翼遗风。
张之洞初出仕为官，即开始仿效其父张镁和胡林翼。在其出任学差的十年，张之洞为朝廷作息人才，教导学子“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希望能够造就利国利民的经世人才，希望能够继胡林翼之后转移士林风气。
这种经世思想为张之洞后期洋务思想和政治改革思想奠定了基础。也为张之洞树立了儒林宗师的声望与地位，“天下益翁然奉为宗师，向学之儒，鳞萃羽集，主盟坛沾四十年”主盟坛沾四十年”。学政期满，张之洞回京后任散秩太臣，与清流党人结交，这时候的张之洞，已经表现出了对国计民生、内政外交等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切关怀，屡屡上书，皆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一面，并养就了自律自重的习惯。张之洞的才华引起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注意，屡次问及张之洞。光绪五年，张之洞平反四川东乡冤狱案；在光绪六年，在中俄改订《伊犁全约》中又展示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提出了诸如“缓索伊犁”等实在的意见。再加上张之洞的文采己经在士林中盛传，并且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张之洞很快被特升为山西巡抚。
张之洞一到太原，就开始厘清山西历年存在的问题，弹劾了前任山西巡抚葆亨侵吞灾款，从养民、课吏、理财、兴利、善俗、图强等多个方面拟定了治晋计划，开荒禁烟、广开明智，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经世务实的作风。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共两年零5个月，其间，他对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弊政，多有革除。在治河、修路、邮政等方面，张之洞也都有所举措。表现出了其卓越的政治经济管理能力。而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事情的发展都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3.2.2、外部世界对其影响
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入中国的同时，张之洞也感受了中国必须要变革。从开始的《南京条约》、《马关条约》、《伊犁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条约中，其看到了国外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同时也体会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则。所以其力求在改变。而对张之洞影响最深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就跟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达二百多年的封闭使得日本的经济、军事都相当落后，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佩里率领舰队叩关的时候，日本不堪一击。迅速被美国等西方列强政府，并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由于德川幕府的腐败与软弱，日本陷入了丧失主权、沦为列强殖民地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一大批贫穷的武士开始强烈的要求政治改革。他们抬出明治天皇。新的以“明治天皇”为权利核心的政府建立，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明治天皇掌握实权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以发展日本经济、加强日本军事建设和边境防卫为主的政治改革，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口号下，这场政治改革进行得相当顺利，日本也因此迅速崛起，成为称雄亚洲的军事、经济强国。
张之洞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一个对满清政府无限忠诚的督抚大臣，作为当时的“言新者领袖”，作为一个力主变法的实干型政治家不可能不受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日本的变革上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所以，张之洞是主张变法的，主张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而不仅仅只限制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认同的，并且主张效法日本，进行政治改革。
3.2.3、小结
综合考虑当时的时局、政局和张之洞的教育背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之洞的时代是一个古今中外大交汇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像张之洞这样的既受中国传统礼教和政治伦理道德的影响，又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刺激的士子、政治家为数不少，张之洞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形成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3.2、洋务运动的萌芽与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仅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有卓越而悠久传统文化的大国来说，从西方列强引进文明成果的举动，无疑要引起文化观念层面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突。而张之洞在其政治诉求和强国构想以及文化模式中都想找到一个能够相融合的共同点。所以他强调“政教相维”，力图在儒家伦理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这样，“中体西用”不仅仅作为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模式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中体西用”以其权衡中西、兼采新旧的姿态，成为了张之洞政治主张的指导思想，他所有的强国构想和政治实践无不体现了这一文化模式的基本构架。
3.2.1、张之洞的工商发展思想
张之洞在其数十年出任封疆大吏的政治生命中，大刀阔斧地进行着他的洋务实践，试图从方方面面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从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二十世纪初年，张之洞以后来居上的气势和规模，在两广、两江，尤其是在湖广地区，兴办了一大批不仅领先于全国，甚至于独步于亚洲的实业项目，成为洋务运动的殿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时代背景下，张之洞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命脉列为实业建设首要考虑的因素，并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危、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
兴办洋务之初，张之洞对西学的兴奋点主要来自于军事领域，认为“三十年来，环地球诸国，无不以船炮为强国之计，即裹尔之侨，亦且经营恐后”亦且经营恐后”，为此他聘请洋员训练军队购置枪炮，“无论水军、陆军，若不讲求精利枪炮，而欲战胜洋人，无论如何勇猛，皆属欺人妄谈”皆属欺人妄谈”，同时他还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战略部署，认为“营垒器用，但守旧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御外侮则不能”，总之他认为治军之道“是非累年心力精加训练不可，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弃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始可谓之为兵”。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张之洞对“富”和“强”关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他突破了“唯兵之为务”他突破了“唯兵之为务”而“疏于基本工业建设”而“疏于基本工业建设”的局限，开始试图以“棉”、“铁”为中心进行轻、重工业的建设。此时，张之洞经济思想己经超越了中古的产业结构观念，他试图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综合安排工业、商业、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些都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此后，张之洞还逐渐意识到了交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发现“西人之规国势编政表者，每比较铁路之长短，以衡论国计民生之盛衰”以衡论国计民生之盛衰”，“泰西创行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因此，他积极倡导在国内兴修铁路。而为了修建铁路，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源的重要性，因此他又主张多建煤厂和铁厂，他筹划道“湖北铁厂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为中国造轨制械、永杜漏危之根”，而且他“深知东部洲风气渐开，需用钢铁必多，不仅中国一处而已”不仅中国一处而已”。官办则以全力经营，商办则为多方保护，坚持定力，务必达成。在当时，张之洞致力于引进西方文明，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设了晚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赢得了工业化先驱的美誉。
3.2.2、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作为身处洋务运动巅峰的一代封疆大吏，张之洞明白“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人材之成出于学”，所谓“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人才维国势”，因此，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从年（同治八年）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到年（光绪三十四年）奏请创办存古学堂，张之洞一直都在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格守古训的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所办的书院和学堂，北起太原，南到广州，西起成都，东到金陵，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他在20世纪初主持中国的教育改革，制定了全国性的“癸卯学制”，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又使其对中国近代儒学的尴尬处境，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张之洞很早就发现“学校之盛，近推泰西，合计英、法、德三国幅员不及中国之半，而所设初学、中学、大学三等学堂凡二十余万区，所收学生在堂有额可稽者共一千七百八十余万人之多”，而“其专门小学堂尚不在此数””。有感于西洋诸国人才之盛，在于设学之广，年（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在考察了“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天文、海道、轮算、驾驶、炮械、营垒、工作、制造，分类讲求，童而习之，毕生不徙其业，是以称雄海上”之后，坚信“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不可”固非设学不可”，于是设计了一整套聘请洋员训练水师和陆师的方案。0年（光绪十六年）张之洞又奏请设立自强学堂，他在奏折中讲道:“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并由此设计了自强学堂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的学制方案，所谓“方言，学习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关富强之大计”。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针对“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著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的新形势，又呈递了《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认为“储译材于此，储通才亦于此，是方言一门洵为救时要策。”是方言一门洵为救时要策。”
“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即为国家治本所关”。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是时人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它不仅承载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平衡的功能，而且还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起到枢纽与调节的作用。
在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所呈递的《妥议科举新章折》中，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以达到“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科目无无用之人”的宗旨。为此，张之洞设计了变通后的科考形式:“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者斥不取”；“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所谓“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同时，张之洞还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的主张，认为“国家之以四书文五经文取士，大中至正，无可议者也。乃流失相沿，主司不善奉行，士林习为庸陋，不能辅佐国家经时济变之用，今圣主断然罢去八股不用,固已足振动天下之耳目,激发天下之才智””于是八股文字遂为人所垢病。张之洞的建议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在清末新政初期，清廷命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
事实上，随着西方国家对近代中的影响更加的强烈，中国不论是传统士人还是一般民众的精神风貌都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张之洞在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呈递的《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就已经洞察到，“近日民情，己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胃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浸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不胜忧惧。”在年（光绪二十九年）又上奏道“近年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学生，多年少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事艰难之故，毫无阅历，故嚣然不靖，流弊甚多”流弊甚多”。为了减轻和抵消西方文化对儒学正统的猛烈冲击，张之洞一直在他所致力于的教育兴国的道路上，一直在努力。虽然他经常力陈八股取士的弊端，但是他也对非正途出身的学子抱有一定的警惕，他曾讲道:“若非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无以救迂陋无用之弊；以他途进者，则外于圣道，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因此，他在每每倡议兴办洋务学堂的同时，都要对学子传统的经学根基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