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于公元年，即唐代宗李豫大历七年，这时唐朝已历任九代帝王，处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政治局面，并拥有“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的繁荣期，对社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盛世的局面促使唐朝私家园林的发展扩大，文人士大夫也逐渐地置业经济，规划自己的宅园。
在文献《唐太宗论止盗》中，唐太宗李世民主张“去奢省费，轻傜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而不是“重法以禁之”；主张“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者”，“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统治者来说，人民衣食丰足，社会环境才会安定，人民才懂得礼节、荣誉和耻辱，才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白居易生存的唐代时期，经历空前的“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两大盛世，社会环境安定和物质资源充足的支配下，唐代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审美要求也逐步提升，对治园营宅的要求也不同往日。唐代私家园林的发展远远胜于以往各个朝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兴盛的局面，与唐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繁荣等是密不可分的。
唐朝颁布了最早的交通制度是《仪制令》，“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它成为唐朝的交通法则，需要人人去遵守，同时也颁布治理汉隋朝的运河渠道的政策，也在西北“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设置了六十八个驿站，这时的唐朝已经遍及全国的陆路、水路交通网发达，使各个地区的物资信息交流便捷，能及时提供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品，便捷的交通环境为唐代私家园林营造提供了基础条件，促进了唐代私家园林的发展。也促进了园林营造之间赏园、游园的交流。
隐逸从上古时出现，隐士在春秋时形成，大多数“仕”人是弃官后归隐自然的官员。在中唐之后，牛李党争、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腐败政局，有志士子很难大展胸臆。宦海浮沉，显达与穷厄莫测，升迁与贬滴无常，这种动荡的仕途经常使文士们不胜其烦，遂常常投身园野中。他们通过隐逸的方式，自然加人工去营造山水之中的场所，为求得自己心灵的释放和寄托，以退为进，以隐逸求仕；功成身退，以隐逸避祸；独善其身，以隐逸逃世，是形成唐代文士隐逸之风的盛行主要原因。唐代时期文人深受隐逸传统思想的影响，从私家园林分出园林中郊野别业，奠定了郊野别业文化的基础。大多数隐士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隐居在深林之下，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不如作中隐，像白居易就是这样。
中、晚唐时期，均田制被严重破坏，土地兼并、买卖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唐朝给予官员的俸禄与物质相当优厚，有权势之家可买土地，兴修园林和第宅，朝廷中无论大小官吏都可以购买土地，营建属于自己的“园林”，间接地为唐朝私家园林及私家园林中郊野别业的发展及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幼年时期白家祖上迁居韩城、下邽为官，祖籍是山西太原人。白居易生于今新郑县东郭村一家宅第中，有弄璋之喜，阖宅畅饮。白居易从小出生在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性聪颖，异于常人，“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諳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矣。”幼时聪慧绝人，6岁能诗，9岁“諳识声律”。及长，折节读书。白居易父母亲从小细心教导着他，从父亲那里，接收到一种传统的政治使命感；他从母亲那里，感受到一种柔美的审美观念，也可以说，白居易成为唐代众人皆碑的大诗人及中华民族文化大师。
白居易11岁时，因“安史之乱”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在江湖漂泊，却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勾起了无限的思乡之愁。贞元五年（公元年），白居易居住苏州，以《赋得古原草别送诗进谒顾，顾为之叹服。两年后，白居易回徐州符离现家居住，昼夜读书，从不停歇。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又别驾府君即是，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呵一丈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亲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白居易母亲亲自教导诗书。贞元十四年（公元）年，白居易在兄长的陪同下参加宣州乡试。试《射中正鹄赋》、《窗中列远岫诗》，为宣歙观察使、宣州刺史崔衍欣赏，并选拔为乡贡进士，送往长安，应选进士。
到了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年），白居易初举，考取进士，正式步入仕途，受教于书郎，这时他的文章《赋得古原草送别》已经到处流传开来。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年）任职为翰林学士，次年，升为左拾遗，成为一名谏议大夫。少年时期的白居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很早就为自己立下座右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造福社会，是他人生中追求和愿望。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导“新乐府”运动，用诗歌“救济时病、裨不时阙”。白居易目的在为民鼓呼，为民造福。
但白居易的追求与朝廷中权贵意愿背向而驰，他身处于宫廷之中，屡陈时政，难免得罪不少权贵。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公元-年）时，见百姓闲暇之月无可事事，拿出俸禄买树种建立东陂园，这一举动实现了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造福万民的人生追求。同时想到“税重多贫户”，将自己在杭三年的俸禄余额，全部留给官库，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杭州志》：“此钱一直利用到五代钱氏执政时期，历时五十余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公元-年）时，看到城镇的西面有大片的沼泽地，影响百姓去往西山的道路，于是，又带领百姓们修山塘路，解决了百姓们的出行难的问题。
白居易已致仕，回到了家乡洛阳，73岁的他在寒冷的冬天深夜中，听到筏工们跳入河道中，推动木筏，凄惨的声音，使他夜不能寐。之后，他动员百姓们疏浚八节滩。从此之后，八节滩再也没有木筏搁浅的事故。白居易始终想着百姓苦难。直到晚年，有一年冬天，妻子为他做了绫袄，他立刻想到的是天下百姓的寒苦：“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城。”，而此时的白居易已是古稀老人，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天下黎明百姓的痛苦。他的心系百姓之心，感人肺腑。白居易经历人生四个重要的时期，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在江州被贬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前是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是积极走向消极的分界线。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围绕着他，他希望天下民众、万物都受到恩惠和帮助的志向，为民造福之事，全部寄托在为政为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