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央视第一届春晚。
赵忠祥致完开幕辞，一段诙谐的动画过后，主持人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这才缓缓拉开序幕
“春晚”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节目，实际上是一段“谈话”。
上来一个老者，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戴着褐色眼镜，他个头矮小，其貌不扬，说出的话却中气十足、字正腔圆。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老人的一通客套话说完，开始介绍主持人，他分别指了指马季和姜昆，“这两位大家都熟悉吧，一个是我的徒弟，一个是他（马季）的徒弟。下面的话就由他们说去。”
老人几句话，说得那么自然、亲切，却透出一股俏皮，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他就是侯宝林，中国相声界当之无愧的大师。
01
诗人冰心曾说过，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大部分孩子的童年，都有关乎于母亲的回忆，如冰心之言，“含泪的微笑”。侯宝林先生初始的记忆里，没有母亲，也没有微笑，却有些喧闹。
他有回忆的人生，从四岁时开始，从哐哐哐行进的火车上开始。四岁的侯宝林，穿着童年唯一一件漂亮的衣服，吃着香甜的炒栗子，迷迷瞪瞪地，依偎在一个男人的身边，竟然还觉得有些温馨。
那时的侯宝林不知道，这个男人（他后来的舅舅），要把他带到北京，送到侯姓人家去做养子。
自己或许是天津人，应该是酉时（即下午5点到7点）生人，因为侯宝林的乳名叫“小酉儿”，养父母不会说太多，他只能凭借零星的记忆，以及逻辑推理，拼凑出自己四岁之前的人生。
侯宝林的养父叫侯连达，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阔过，清朝亡了，铁杆庄稼倒了，侯家也就没落了，到了侯连达这一辈，甚至都穷到揭不开锅了。
侯宝林的新家，位于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门里院的一间东房。北京有句俗话，“有钱莫住东厢房”，四合院里东厢房最低矮，往往是冬季不暖，夏日最热，一般还靠近南山墙的厕所，东厢房常用于堆放杂物。侯家之落魄，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侯宝林再也不敢奢望糖炒栗子或者新衣服了。
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他就得帮着家里过日子。侯宝林最早的“生计”是“捡煤核儿”，每每冬季来临，还没有暖气的年代，北京居民常见的取暖方式就是生炉子。
老年间的人厉行节约，即便再有钱，也得把煤球儿，烧完了筛，筛了又捡，捡了再筛，实在烧不出来，才会把煤渣倒掉。
当冒着热气的煤渣被倒出时，一群小孩子或者老太婆，便乘热而上，妄图从其中再次挑拣出星星点点的“精华”。等攒的“煤核”足够多，孩子们又会推开商家的大门，用一箩筐“煤核儿”，换几口陈馍烂饭也是好的。
可想而知，如此的“生计”，近乎于乞讨，很难真正补贴家用，给父母减少些精神负担而已。
家里普遍很穷，那些满清余孽们，却普遍爱面子，他们嘴里馋着慈善机关施舍的粥，身体却不愿意动弹。
每天清晨，侯宝林和一大帮孩子，早早就去粥厂排队，打上一勺粥，回家兑点水，就够家里人一顿饭的吃食了。
施粥棚长长的队伍里，以小孩和老太太居多，偶然也会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媳妇，她们“自降身价”排队，是因为家里养着猪，人家打粥回去是喂猪的。
除了这些，侯宝林还拉过水车、卖过冰棍儿、送过报纸，他从小嘴巴就甜，收获总是比别的小伙伴多，但是，家里照旧很穷。
最后，实在没办法，侯宝林只能出门乞讨了。他渐渐到了有自尊心的年纪，每次都去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要饭。挨家挨户地敲门，卑微着去喊：“行行好吧老爷太太，您给点儿吃的吧。”
小小的侯宝林，受尽了冷眼与嘲讽，一次他走进北京羊房胡同的夹道里，碰到一个慈祥的大妈，大妈对他说：“吃的没有，我给你找身大褂吧。”
那还是大宅门少爷穿剩的衣服，虽然旧了洗得倒很干净，那也是童年的侯宝林穿过的，第二件讲究的衣服。
这么件简单的事儿，他记了一辈子。
02
侯宝林长到12岁的时候，还一直在要饭，养父终于看不下去了，和其母亲商量说：“咱们给他找个能吃饭的地方吧，这孩子跟着咱们，迟早得饿死。”
他先是被送进作坊当学徒，没学了两天，侯宝林亲眼看到师兄教训人，吓得连饭都不敢吃，人家就把他送回了家。养父于是又把他送到一个江湖艺人那里学唱戏。
老师名叫颜泽甫，收学徒之前，按照当时戏曲界的规矩，老师跟养父签下一张字据。与其说是字据，不如说那是卖身契。字据里有那么几句话：“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如中途不学，需赔偿损失（饭钱）。”
颜泽甫家有三口人，除了老师之外，还有师娘、师兄，侯宝林在家里的地位最低。天一亮他就得起床，打扫院子、收拾煤球、生炉子，等火点起来，再坐上一大壶水，一切准备就绪，他才能去喊嗓子。
这个过程称不上复杂，但哪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扫院子时还得蹑手蹑脚的，万一惊醒到谁，便意味着要挨打。
就像电影《霸王别姬》表现的那般，老师们信奉的信条便是，“不打不成才”。侯宝林聪明，天生就是干曲艺的材料，饶是如此，他也挨过不少打。
从学戏到唱戏，不到三个月功夫，侯宝林就能登台演出了，一年之后，他就有资格拿分红了。
挣钱再多，也与侯宝林无关，按照“卖身契”的规定，学戏三年之内，所有的收入归老师所有，作为补偿，老师则会管他的吃穿用度。
侯宝林正值长身体的年纪，每天又从早唱到晚，想当然饭量也大，这下就惹得师娘不愿意了。之前还给他做饭，到后来干脆扔几个铜板，打发侯宝林自己买饭吃。
用那几个铜板，换上一大碗粥、一块咸菜，外加几张大饼子，或许能填饱肚子。师娘又不高兴了，徒弟吃糠咽菜，显得他们脸上无光。师娘只允许侯宝林吃炒饼，师娘有了面子，他却只能饿着肚子。
每天中午十二点，他们准时上地开唱，一直唱到晚上吃饭。晚饭过后，侯宝林背起得软骨病的师兄，继续串妓院卖唱。
就在这个当口，父亲托人给侯宝林送信儿，他的养母病死了。老师带着侯宝林去求茶馆的老板，老板给了一个银元，还允许他们在茶馆卖唱筹钱。
侯宝林在茶馆唱完戏，跪在地上求大伙，最后勉强收上五十多个铜板，他突然感觉挺欣慰的，这些钱够埋老娘了。
最后，老师只给侯宝林四枚铜板，就打发他回家了。
03
许久以来，颜泽甫老师和天桥的另一位艺人“云里飞”，两人搭伙唱戏。
演出两年有余，发生了一起小意外。某个外国导演，准备到天桥拍摄民间艺人，他们先找到“云里飞”，“云里飞”嫌给的钱少，最后拒绝了。之后那个导演找到另外的艺人，艺人最终应承下来，因为自己没有伴奏，那个艺人又找到颜泽甫，这才完成了拍摄。
拍摄的电影叫《世界各地》或者《世界见闻》，那还是侯宝林的荧屏首秀，他在其中为老师打板儿。因为电影并不出名，连侯宝林本人后来也没再看过。
因为此事，颜泽甫和“云里飞”最终闹翻了。离开“云里飞”的场子，老师再也赚不到钱，无奈之下，他只得转战山西太原。
临走之前，颜老师做了两件事。首先，把侯宝林打发回家；其次，老师“不计前嫌”，亲自拜访“云里飞”，告诉对方不能雇佣侯宝林。
同样是戏曲界的规矩，徒弟三年未满，没有出师之前，老师既不允许，也不介绍他到别的地方唱戏。颜泽甫的“守规矩”，便意味着断了侯宝林的活路。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侯宝林基本功扎实，离开老师的第二天，他就找到新的工作。在北京钟鼓楼市场，他又唱了一年，期间学会了几十出戏，比原先在老师家里进步更快。
平素里没事的时候，侯宝林经常去园子听相声，渐渐地，他也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一次相声园子开场，场子里就一个演员，侯宝林试探着问：“我给您帮帮忙吧。”
对方欣然同意，侯宝林上场即兴说了一段。
他此生说的第一段相声叫《戏剧杂谈》，时至今天，郭德纲还经常说，那其实是侯宝林的代表作。那一年他十六岁。
说着相声唱着戏，侯宝林依旧很穷，穷到连房租都付不起。
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这也就意味着，在“平地茶馆”（艺人的自嘲，即大街）表演的他们，那天又没了进项。
侯宝林饿着肚子，在大街上兜兜转转，等到雨停了，他到相声园子里跟租场子的人商量：“你把场子打开，我帮着晾晾凳子。”
他当然不是为了晾凳子，把场子打开，便意味着可以演出，侯宝林就可以挣钱吃饭了。那个区域共有四个场子，当天只有侯宝林自己说相声，他一个人从雨停说到了晚上，最后挣了三块银元。
从此之后，他就决定说相声了，除了热爱这门艺术，更关键的是，说相声挣钱更多。
年，侯宝林拜相声艺人常宝臣为师，有了这层师承关系，相声行当也就接纳了他。
侯宝林很珍惜能演出的机会，哪怕是天黑了，他在场地内安个灯泡继续说。北京天桥艺人演出带电灯泡，就是侯宝林的首创。
见他有了本事，或者世俗些，挣的钱更多，“云里飞”竟然主动找到侯宝林，请他带着自己儿子说相声。
侯宝林不计前嫌，答应了“云里飞”的请求。
04
侯宝林很清醒，人家主动来学，是给他脸面。自己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艺人，别说他本人了，尤其是解放之前，相声这门艺术，又算得了什么。
在天桥说相声，除了挨饿，还经常受到警察、宪兵的盘剥。有一次警察跟他们要钱，“云里飞”抖机灵说：“我就是‘三没主义’，没吃，没喝，没钱。”
警察听罢，上前就要抓“云里飞”进局子，先审审他为何把“三民主义”说成“三没主义”。
不管是见着谁，侯宝林养成了卑微的习惯。为了谋生，他照旧去妓院说相声，据侯宝林回忆，简直就和要饭似的，一进门，即便是见到妓院的伙计，他们也得毕恭毕敬：“辛苦辛苦，您听段相声吧！”
索性，侯宝林的艺术，越来越精进。二十一岁那年，他又拜朱阔泉先生为师。
几乎就在同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社会愈加动荡，娱乐业趋于萧条，那样的世道，对江湖艺人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为了讨生活，侯宝林决定闯关东。三个月之后，他只混了件长袍，挣到三十来块钱，便慌不择路地逃了回来。
回到北京的侯宝林就病了，这下，三十块钱也打了水漂。年的3月到6月，天气逐渐转暖，他的病情也渐渐痊愈。这个时候，天津的戏院，向他抛出橄榄枝，聘请侯宝林去天津说相声。
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天津是几乎所有民间艺术的聚集之处，此地观众既挑剔又公正，演好了，他们愿意捧红演员；演砸了，他们有办法让艺人永无出头之路。
对于是否去天津，一般艺人往往左右权衡，侯宝林没有那些顾虑，只要是能挣钱，刀山火海他也敢闯。
天津观众显然很认可侯宝林，没过多久，他就能说“压轴”的节目，随即，又跻身于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之一。
有人曾问过侯宝林，你是什么材料制造的？怎么这么聪明，这么勤奋，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侯宝林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学艺的动力，就是饿。不学会不行，要活下去。
年夏天，侯宝林接到北京市文委的通知，让他到某地参加演出，侯宝林迷迷糊糊地就上了车。登上相声舞台，他鞠躬准备开讲，一眼向下望去，观众席上竟坐着领袖。
侯宝林心里一惊，自己活了几十年，连见个警察局长都不敢奢望，此时此刻却近距离看到了伟大的领袖。那天晚上，侯宝林的情绪很高涨，他照旧说了一段《戏剧杂谈》，表演完毕，获得了满堂彩。
从天桥走进中南海，这条崎岖的艺术之路，侯宝林走了20年。
05
以新中国成立为基点，侯宝林恰好在新、旧社会，各自生活了32年。
前一个32年，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后一个32年，他收获到无数的荣誉和尊敬。这种尊敬，既来自于观众，同样也来自于国家。整个社会对底层艺人愈加认可，他们的地位也大幅度的提高。
侯宝林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个善良的人。曾几何时，解放之前的天桥，各类商贩、艺人汇集，绝大多数其实都是骗子，就像那句俗话说的，“去天桥走一趟，不是受骗就是上当”。
哪怕是再落魄，侯宝林也从来不欺骗。原因大抵有二，其一，艺人就是吃脸儿熟的饭，走哪儿人家都认识，所以艺人决不能犯法；其二，他的本性纯良。
侯宝林在相声里，编排过自己的“耿直”。
有个人穿戴讲究，上了电车，却不打算买票，见卖票的来查，他假模假样地掏出怀表，一脸严肃问售票员：“你这一趟什么时候发的车？”
卖票员很机灵，见来人穿得有派头，还问这样的问题，就猜想那一定是来查他们的官儿，于是赶紧说明发车时间，也不敢跟人家要票了。
这个时候，蹭票的爷，往往还得找补上一句：“误不了点儿吧？”
侯宝林就坐在那人的身边，他看着有便宜可占，便想着照猫画虎。那天，他也上了车，也一本正经作出掏手表的动作（侯宝林并没有表），边掏边问：“哎，这趟车什么时候发车？”
买票的给气乐了，回敬他道：“甭给我说这些没用的，你不就是说相声的谁谁谁嘛，少废话，买票！”
现实其实不比相声幽默，为了维系这一份纯良，侯宝林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年，侯宝林结婚，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除了养活一家老小，他还负责舅舅和老师的生活。前一个人拐卖了他，后一个人想方设法算计他，侯宝林依旧为他们养老送终。
除了家人，侯宝林更在意的，则是他的观众。他把人生中最快乐的一面，呈现给众人，至于生活中辛酸的滋味，侯宝林则自己去承受。
他生命中最后的话，也是留给观众的。侯宝林的遗嘱，仅有短短的三句话：
尊敬的听众观众：我一生是为你们的笑而活着，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一生是你们供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