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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真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海防疫以来，不少人落户定居的信心在短时间内遭到了动摇，一个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上海怎么了?”
他们想不通，一个平日里井井有条、商业文明堪称内地天花板的城市，为什么事到临头表现得如此狼狈。还有人自嘲：今年不在上海买房，是看到住别墅的土著也要抢菜，往年都是因为没钱。
可对个体来说，这件事其实不用太过纠结，因为越是在下沉时代，反而越要尽可能地待在北上广深。不为别的，至少这里一度是内地城市治理的标杆。
当然，不是每个听到的人都有同理心。嘲讽上海的人从盛装测核酸一直盯到了街道发灾难财，此刻令人陌生的魔都，华丽袍子里满地的虱子，源源不断地为看笑话的“局外人”提供了谈资与笑料。
当上海居民不得不付出平时5到10倍的价格买肉买蔬菜后，他们把受害者当成始作俑者来奚落，评论区点赞最多的言论不是痛斥囤积居奇，而是“谁叫你上海房价那么贵”“上海人不是有钱吗，多花一点怎么了”？
这些说风凉话的人可能忘了，并不是每个上海居民都出生在上海。五湖四海的“沪漂”、背上房贷的“新上海人”，恐怕并不是炒房者的主体，上海房子再贵，也从不等于每个身份证开头的人都靠它发了财。
这些对上海嗤之以鼻的言论经常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他们表面上在讲上海“非常时期”的不好，实际上仍然是羡慕上海“平日里”的好，黑粉们对大城市的“物资不到位”严重关切，但又对小地方更夸张的“特殊手段”司空见惯。
“文明”的力量，有时体现为它能承受多少污蔑，吸引多少野蛮。
而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多样。不光是上海，所有能称为“国际城市”的地方，人口组成都不会单一：它总是能吸引各地甚至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依照大家默认的规则，在这里实现在别处实现不了的价值。
邵艺辉执导的《爱情神话》
比如去年中国电影为数不多的亮点《爱情神话》，执导了这部处女作的90后女导演邵艺辉，就是山西人。
之所以要提她的籍贯，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一，《爱情神话》不止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且是极为罕见的沪语电影；二，讨厌它的人随即展开地图炮，称镜头里加了“小资”滤镜的外地导演，分明是借故向这座城市献媚。
邵艺辉没有献媚，她只是借着爱情片的模板，为“魔都”提供了时代脚注：上海还有丰富的商业肌理、发达的市民文化和多元的精神价值，这是消费主义大潮之外历史赋予这座改革窗口的尊严。
为什么上海导演做不到把上海拍得这么传神，而一个北方人却可以？原因大抵是：邵艺辉镜头下的上海，充满了她这样的“异乡人”在家乡感受不到的东西。
而你我，很可能也是那个异乡人。
反差：淮北的橘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皆因土壤不同。写小说、拍电影的才女邵艺辉就是个淮北的橘子，毕竟她的家乡山西，最大的特产是“煤老板”，而不是搞艺术。
事实上，北方文艺界这些年出了不少“反基因”的异类人才，都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性和违和感。
就以山西来说，如果你留意过国内导演的籍贯，会发现这个看上去与文艺气息绝缘的北方省份，实际上为中国影坛贡献了不少有知名度的导演。
几位有代表性的山西名导
作为“第六代”领军人物的贾樟柯是汾阳人，打造“疯狂”系列的宁浩是太原人，执导了《烈日灼心》的曹保平是大同人，《Hello！树先生》的导演韩杰是孝义人，处女作《不止不休》在平遥电影节口碑炸裂的青年导演王晶，也是宁浩的同乡。
众所周知，国内首个电影中心起源于民初上海，再后来影视资源在唯一的文化中心——北京高度集结，其他地域均无资源禀赋可言。按贾樟柯的说法，他小时候的电影教育都是录像厅里的港片得来的，这和首都那帮从小泡电影资料馆看内参片的大院子弟，根本是两个文化语境。
所以说，无论是北京出管虎还是上海出娄烨，都不算稀罕，倒是山西这方水土扎堆这么多文艺青年，显得一反常态。
更能彰显这种反差性的概念，还是此前炒得沸沸扬扬的“东北文艺复兴”：东北近年出了一群“伤痕文学”的小说家，作品的背景围绕下岗潮和东北衰落，扛鼎者是双雪涛、班宇和郑执。
东北在文化上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一种“俗到极致就是雅”的世俗文化，比如喜剧明星和宇宙尽头。在世俗文化的包围中，东北上一次集体出严肃作家，还是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的时代。
东北文艺复兴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此处不含“地图炮”，东北更有群众辨识度的一个印象，正是短视频带动的“老铁喊麦”。昔日的MC天佑，门徒众多的快手一哥辛巴，都是地道东北人。有调查称东北主播占据了国内直播届的半壁江山，听听竖屏里的“大碴子味”，你都不难发现这个描述仍是低估了的。
东北当然可以出作家，但这件事会给人违和感。就像不会有人专门讨论“江浙文艺复兴”。
一是因为在大众的潜意识里，那些地方的文艺从未衰落过，就如同那些地方的经济从未衰落过；二是因为当东北衰落后，首先排除的就是形而上学和诗情画意，它出作家、诗人的概率远远小于诞生科学家和运动员。
《白日焰火》剧照天佑的例子就是如此。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原是锦州国营药厂的职工，在他小学时下岗，夫妻俩开了家小饭馆，疲于生计。这样的情况下成长的少年，他日后丛林法则般简单粗放的喊麦特色，是生存哲学的原始展露，未必是他的信念，却一定是他的经历。
这些肆意生长的快手主播，是他们所生长地域的基本盘。相应地，写《平原上的摩西》的作家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异类，似乎那片价值感荒芜的土壤，原本不该结出这些奇异的果实。
原因：土壤的败落
我们说就像原生家庭影响人的性格，原生的社会环境也常常作用于人的思维，社会土壤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分化。
资深媒体人伊险峰与搭档杨樱合著的非虚构文学《张医生与王医生》，就以作者自幼生长的北方城市——沈阳过去40年的社会变迁史为例，探讨了社会土壤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这本书试图回答：社会土壤怎样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
在作者两位同学张晓刚与王平经历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经验和资源是最重要的，而人文常识和相应的判断力则严重缺乏。
作家李海鹏据此评价他们身上的“沈阳性”——“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有着犬儒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博士，却沾染了当地的‘红脖子’色彩。”
书中分析道，东北是典型的经验社会，保持着巨大的社会惯性：变化迟缓、因循守旧、价值观单一。
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中，这种惯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社会大环境对人文的轻视。
书中张晓刚的父亲张岐，是张家唯一爱书的人，却整日被老婆敲打，干啥啥不行，只会看闲书——“在杨淑霞看来，这东西属于麻将扑克那范畴，不是他们家孩子应该热爱的、跟学习成绩有关的东西。”
这有多好笑呢，只有平时不读书的人，才会把考试用不上的书统称为“闲书”，只有在文化贫瘠者的认识论中，书才分为有用的“工具书”和没用的“课外书”。但工具书的本质并不是书，而是工具。就像问你一年读了多少本书，你不能把家里的户口本和挂历也算上。
在书中，作者捕捉到了一个现象。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黑吉辽城市化率分别为51.54%、49.68%和54.24%，这一数据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域，省级行政区划排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因为历史上多个时期，东北的工业发展都锻造了“共和国长子”的基础。
在年，东北城镇化率比书中列举的更高
他由此发问：有过发达工业文明、坐拥如此高的城市化率的东北，为何既没有孕育民主制度的工人文化，也没有发展出富含市场逻辑的市民文化，最终形成的社会符号却始终与农业文明更相近——如二人转、喊麦直播和《乡村爱情》。
除了制造业外移带来的经济活力丧失，作者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这块土地缺少另外的基因供它继续完成城市化。
那个缺失的基因，就是被轻视的人文，以及人文所蕴含的财富——尊重人的价值、自由意志、独立思维、构成商业社会所须的信用、审美、创新性、中产精神……
很多人对人文的理解狭隘，认为它仅仅指代优美的文风与浪漫的风格，或是艰深而无用的思想，实际上，这种认知恰恰是缺乏人文的后果。
作者在书中举例，当城市经济需要消费拉动时，需要的不仅是电影院和餐饮业，还有艺术画廊（Art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组成的“ABC”以及人流充沛的大型展馆，而上述群落的形成，绝不是市政部门腾出一块中心地皮给开发商可以了事的。
为什么沈阳没办法建更多的“新天地”与“”，不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地，而是因为无法吸引足够多的本地消费者，无法拉动就业，商业区很多都因经营不善而空置，资本垂涎欲滴的图景，最终沦为一块块空地和烂尾楼。
九十年前哈尔滨街头，繁华程度却不输今日上海
至于为什么无法吸引本地消费者，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就好比你不能指望把一个喜欢看爆米花电影的观众摁在椅子上，令他短时间内养成为艺术电影消费的习惯。不是他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他长期以来的社会土壤，不支持他欣赏伯格曼和戈达尔。
换句话说，当地的文化积累并没有把足够多的年轻人培养成合格的消费主义者，令他们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拉动消费转型，而有这种意识的青年，早已外流到一早就能尊重多元价值的"北上广深"。
追问：家乡vs故乡
《张医生与王医生》暗示着人文精神衰败与城市化停滞之间漫长而隐秘的因果联系，它让我想起一则关于贫穷的解释：
“贫穷的本质就是稀缺。稀缺导致了我们的‘管窥之见’，它让我们一门心思的专注于管理手头的稀缺，往往忽略了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
在书中，这种管窥之见主要体现为价值相对单一，这不是东北或北方的特性，而是“五湖四海”的共性，这种环境下，走出具备人文素养的人都是相当难的，成长为佼佼者则更加不容易。
所以，答案或许从不在于东北出了作家或是山西扎堆导演，不是地域上有利于，而恰恰是不利于——因为按照那个社会土壤下的常规路径，他们的家乡只应该量产“两耳不闻身外事，一心只读工具书”的做题家。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环境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环境对人的影响并不绝对。就像流传“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地方也可能出女权。一旦出现这种例外，这个例外就会被放大，因为属于异类。
就像一个球星国籍是巴西，大家觉得很正常，那个地方就该出足球天才，但假如国籍是中国，就会令人感到稀有。中国也可能出好苗子，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假如他从小被送去巴西训练，上限一定会比他留在中国更高。
再比如说，马云出生在杭州，张磊出生在驻马店，一定是后者更体现反差性，不是因为浙江人比河南人更聪明，也不仅是因为杭州经济更发达，而且是因为南方素有重商文化，北方历来是考公大省。
而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普通人终于有了“考出去”的机会，有了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权利，小镇青年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学习、工作和生活，终于成为可能。
近10年珠、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大幅增多，东北人口明显减少。
在国内语境下，这方天地就是“北上广深”，它也不仅仅是特指这四座城市（包括大量新一线），而是“另一种环境”的抽象指代。
另一种环境，既欢迎小镇青年进大厂，也肯花时间培养文艺青年，就是从骨子里认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对个体而言，家乡和故乡的概念也出现了两分。
家乡是原生的，是命中注定的，是更改不掉的；故乡是后天的，是可以奔赴的，是自我选择的。
南拳妈妈的歌里唱得好：“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家乡不是真的回不去，而是回去了之后相看两厌，于是只能在家乡流浪。
好比一个在北上广深年薪百万的女金领，回乡第一件事就是被长辈们堵门催婚——“都快30了还不嫁，马上就没人要。”
家乡的这种封闭，让一部分人坚定地用脚投票，他们也因为这份觉知和出走而有所作为。因为在远方，他们才能找到同类和支持者，那边的氛围更契合他们的事业和追求。就像每个东北作家或山西导演被认可，都发生在家乡之外。
贾樟柯早已从舞台边缘走到了舞台中央
而当他们衣锦还乡时，家乡之所以认可他们，也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世俗成绩——这仍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实践。好比贾樟柯生于汾阳，但成就他的地方不止是北京、中国，而是日本、欧洲和世界影坛。当他荣归故里，为山西带来平遥电影节与山西电影学院后，他自然也摇身一变成了山西的骄傲。
但一个思考题在于：如果贾樟柯一直留在汾阳，他会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家乡又会如何看待他？乡亲们会觉得这个愣头青将来会成为首屈一指的电影艺术家吗，恐怕不会，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关于“文艺青年”的理解。
五湖四海与北上广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理概念。
一句广告词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用在这里十分恰当——年轻人之所以要离开家乡，不是因为他们想走，而是不得不走。他们必须走到可以实践自我的舞台，才能最终得到单一价值体系的追认。
而在此之前，异类们的能力一定过硬，意志一定坚韧。他们的原生环境是第一个劲敌，也是第一道筛选。一个来到上海拍上海的导演，一定比一个生在上海拍上海的导演，更能理解上海的独特、不易和可贵。
就像邵艺辉之所以能把《爱情神话》里的上海拍得那么惟妙惟肖，是因为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的，是刚学会的东西。反而出生在上海的娄烨，无所谓家乡的特殊性，你在他的《苏州河》里，反而看不清哪些是上海，哪些是县城。
小红书上《爱情神话》的地标
郭敬明也是一样，他在鲁豫的采访中说自己刚到上海如何不适应，上海大学的教学全程沪语，让他听不懂，来探亲的母亲如何被歧视，以及这座城市只有有钱才能感到别有洞天。
但他吐槽了这么多，还是没有离开上海，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他的文学梦还是电影梦，只能在这里完成。
小镇青年的遗憾，是他们没办法从一开始就和北上广深土著获得同一种平等：出门左拐博物馆、右拐是剧院，不想学习都会被“诗和远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他们只有在起点努力奋斗n多年，读了一脑袋工具书，才能和终点的原住民坐在一起谈谈形而上。
幸福就是有选择权，不幸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第一个阶段，他们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只是为了离开“衡水、曲靖和毛坦厂”；
第二个阶段，他们在远方的四年里废寝忘食，在图书馆与因特网里大开眼界；
第三个阶段，他们不止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彻底摆脱原生环境烙印。
这就是绝大多数并非出生在北上广深的小镇青年们的三部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并走完了这三步，但它足够具有代表意义，它代表了一种思考——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哪个远方是我们该追求的，它的吸引力究竟在何处？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其实是一个意思。如果家乡能够从一开始就尊重差异性和多元性，能够容纳相对选项，能够吸收不同价值，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承受几乎不能承受之重，把他乡认作故乡，变成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深圳人、新杭州人、新成都人……
家乡应该做的，不是挽留出走者，而是创造利于他们生长的土壤，让出走者不必期待远方。如果家乡愿意提供更多可能性，没有人不愿意留在家乡，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有些烙印是相生相随的，就像我们不能更改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眼睛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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