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向前的，但有时候，它也向后。记忆中，在那个生活极为困难的年代，一个纯朴、安静的小山村，只要听到一群狗连续不断的叫声，如果不是附近村子的村民来借粮食，就一定是一群叫花子来讨乞。
有借的，有讨的，就有给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五黄六月，青黄不接”，稻谷还长在生产队的水田里，洋芋、包谷、荞麦还长在生产队的土地里。来借粮食的一些附近的村民，往往是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些人家春节期间就已经揭不开锅了，他们一般都是借一百斤包谷，还九十斤或一百斤大米。秋收时候把粮食还了，第二年只有继续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好在我们村里没有一个懒汉，很少老弱病残，村干部也抓得紧。天一亮，喇叭一响，全村人马按照生产队长的工作安排，耕地的耕地，修沟的修沟，播种的播种，男女老幼齐上阵，一直干到天黑。就是大年三十，也不得好好休息一天，一年到头没有几家饿肚子的，更没有一个出去借粮食或讨乞的。
繁华之地，必有行乞之人。我们村子自然算不上繁华，但也不算贫穷，叫花子特别喜欢来我们村子讨乞。旧历的五六月，也是他们在其它地方讨乞最困难的时间，特别是春节期间，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些过年货，肉食、糯米面、粉条、海带、蔬菜，好吃好喝的，无论走到哪家，都可以讨到一碗米饭，几个洋芋，几个包谷或一两元钱。
杨绛先生说过：“惟有身处卑微，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这些乞丐大多来自北方，有些来自当地，还有些不知来自何方。一般都是有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或者家庭遇到不测的。有的是老弱病残，甚至有的是患了麻风病的。我们小孩子最恐怖最害怕的是麻风病人，怕他的垂沫，怕传染疾病。他们有的关节脱落、肢体皮肤溃烂，有的没有眉毛，满脸红斑。只要麻风病人一来，还不等他开口，就急急忙忙找几个洋芋、包谷远远地丢在他的背箩里面。大多数乞丐是衣服褴褛，蓬头垢面，手提一根打狗棒，头上戴顶破毡帽，脖子上挎个褡裢或者背上背个背箩，或者手里端着一个破碗，衣服、裤子也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补丁拼凑而成，可怜兮兮的样子。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他们挨家挨户去乞讨，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哪怕是施主吃剩的一个馒头，半碗饭，他们都会千恩万谢。
“大爹、大妈，叔叔、嬢嬢，行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给点吃的吧……”，老弱病残的，家里受灾的，父母都会心生怜悯，毫不吝啬地给点吃的、用的。但如果遇到年轻的、身体强壮的，父亲常常毫不客气，给的是一顿臭骂，“你看你，不痴不呆的，粗脚大棒的，一天鬼米日眼的，不会好好地去找点事情做，只会来当叫花子，丢人，给我滚远点。你再鬼吼辣叫的，老子用半天时间给你送到城里的收容站去。”母亲则不一样，“你给我把这块地菜挖好，给你十元钱”，“你给我把这几袋洋芋搬上楼去，给你五元钱。”其实，不少乞丐也心甘情愿地这么做，很感激，也许，他们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一部分乞丐与大多数乞丐的讨乞方法不一样。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晚上以天为房，以地为床，历经风霜雨雪，毒蛇猛兽的困扰。白天，以天为屋顶、以地为舞台，往施主家门前一站，不断演绎着自己的歌喉或技艺。有瞎子闭着眼睛拉二胡的，曲调往往特别悲凉，凄凄惨惨。有舞狮子的艺人，一边舞动狮子，一边说一些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的段子。有耍杂技的，看得你心疼。你支付或不支付“门票”，他们的表演仍会倾情演绎，你不得不被他们的行为、言语所感动，让人肃然起敬，金钱和食物都可以成为你同情和怜悯最为恰切的一种表达方式。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些乞丐，很有讨乞的智商和技术含量。作为一种“高级”的乞讨方式，一般情况就一个人，最多带个妻子或孩子，一个人一手耍几下打狗棒，一手持一副竹板，亮起他的嗓子，唱腔婉转、流畅。根据不同的施主、环境，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幽默风趣。其唱词以三字句（二拍）、七字句（四拍）为主要句式，唱几段“莲花落(lào)”。也有以一人主唱，另外二人帮唱的，其中一人打竹板的形式进行表演，一边唱，一边跳，词句、腔调、动作，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嘛，里哟——里哟莲——花落，寸金难买寸光阴嘛，嗨嗨回，可怜人；失落寸金容易找嘛，里哟——里哟莲——花落，失落光阴无处寻嘛，嗨嗨回，可怜人……”。这是我们滇东北乌蒙山当地广泛流传的莲花落，都是本土乡语，节奏抑扬顿挫，曲调沉郁、苍凉、粗犷、浓烈而厚重，北方莲花落的特点较为突出。
“大娘好，大爷善，可怜可怜俺这个穷光蛋。俺家虫灾又干旱，全家外出避灾难。给碗饭，给口汤，祝你长命又健康……你真是个大方人，我拿两个就走人，拿上两个够一对，祖祖辈辈都如意。看见番茄红彤彤，里面含有维生素。里面含有维生素，你的耳朵没听透。一个大，一个小，你的心眼不公道。再拿两个来，四季大发财。明年添个孙子来。三个四个算个啥，常常行好走天下。”这是外地乞丐在我们村里即兴表演的莲花落，语言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唱词朴实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打竹板，扑楞楞。碰见东家杀大猪。一头白，一头黑。一头开肠破肚闹哄哄，好像不下三百斤。不在村西在村东，下到锅里滋滋响，吃到嘴里香喷喷。老大爹，杀大猪，大年三十煮一锅，吃不愁，穿不愁，全家老小乐呵呵，不住瓦房住高楼。叫声大爹咋回事，跑到一边不吭气，大爹动动发财手，给个猪蹄俺就走……”。这是一个腊月间，我家正在杀猪过年。那时，宰一个猪还需交一半给国家，自己只能吃一半。一个老乞丐恰好遇到杀猪，于是手舞足蹈，笑逐颜开，站在屠宰桌边就即兴发挥，现编现唱，来了一段莲花落，把几个帮忙人的笑得前仰后合，父亲不得不给了他一个猪尾巴，几个洋芋。
据载，“莲花落”已有九百多年历史，最早的“莲花落”是僧侣化缘时唱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莲花开落，总让人想起一些禅意的事物。后来，“莲花落”演变为当地的瞎子戏，一般是用一根树枝，上面扎上一些红纸，为“莲花”状，一边摇动一边说唱。之后，“莲花落”又演变为乞丐乞讨常用的一种说唱艺术，再后来又演变为一种说唱曲艺艺术，一种名副其实的草根艺术，其说唱内容、结构形式、语言形式等也有不同的变化。多为一人说唱，也有对唱、独唱、齐唱、一领一合或一领众合等形式。间或一些插科打诨、诙谐讽喻的唱段。其语言艺术有着极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许多当代曲艺相声、快板、评剧、山东快书、东北二人转、平腔梆子戏，等等，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价值。因唱词中间有“嗬嗨哟”“哩哩莲花落”的帮唱过门，段落之间常用“莲花落、落莲花”之类的词语作衬腔或刹尾，反复咏叹，故此得名。
“莲花落”也叫“莲花闹”“莲花乐”““散花落””“光子戏”等。作为乞讨的一种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紧迫时尚，从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秧歌、皮影、大鼓等艺术形式中吸收了许多营养，其内容多为劝世文，以扬善惩恶、吉祥纳福为主。“莲花落”源于唐、五代时期，流行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清朝(特别是晚清)。清朝时期，“单口莲花”落逐渐发展为由二三人演唱的“对口莲花落”。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曲形式，说白唱词通俗易懂，具有寓教于乐，淳化民风之功能，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当年的绍兴莲花落，贴近生活。在表演形式上，将“说、噱、唱、做”这四个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在语言方面，以通俗、生动、简炼、风趣、诙谐而取胜。太原莲花落，始终保持着纯粹的说唱艺术形式，以一人，一副竹板演出，唱腔短促、简明、活泼，极具个性化。最为原生态的莲花落主要是苏鲁豫皖交界的莲花落，其演唱内容均以生活坎坷，沿街讨乞为主，以竹板作为伴奏乐器，动作夸张，语言幽默。不同的是表演者虽然衣服破烂，但洗得干干净净。
历史上，“乞丐”，俗称“叫花子”“要饭的”，北京土话也叫“打闲的”。“乞丐”是以讨取食物、钱财为生的人，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职业，也是贫穷和孱弱的体现。据有关记载，自原始公社解体之后，“乞丐”就一直存在着。在中国上古文字中，“乞丐”最早是以单音词出现的。宋代以前，对讨饭之人都称之为“乞人”“丐”“丐人”“乞索儿”。用来称呼讨饭之人，最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后汉书》，讲述的是一个叫向栩的男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书生，长大后性格诡异，不喜欢说话，喜欢骑着毛驴到集市中向别人乞讨，人称乞丐。当时，乞丐常常与马医、酒保、佣作及人贩子之流相提并论，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由于过去生产力的低下，贫困、贫穷成为乞丐产生的根本原因，“讨钱童子乱拦人，略迹原情总为贫”，一些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贫困群体在遭遇困境之时，失去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只好采取讨乞这种生存方式，别无他法。这个世界很现实，当你一贫如洗，没有食物和钱的时候，谁也没有底气。
史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少很有文化的乞丐。嘉庆年间，其中就有一个山西晋城进士马体孝，因贫穷沦为乞丐，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讨饭到郑板桥所在的县城时，又被野狗咬伤，行动不得，饥寒交迫，饿死在道旁一棵大树下。那一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刚从范县调任潍县，就遇到自然灾害，海水倒灌，庄稼不收，疫病流行。因为在县城死了人，郑板桥带着一些差役来，亲自验尸，发现死者怀中掖着一首绝命诗：
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
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
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
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此诗格律标准，意境高远旷达，旷放而悲怆。世事的苍凉，文人的疏放，乞讨的悲酸尽在其中，字字啼血，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实属上乘之作。郑板桥读后大为感动。在打听到作者的真实身份后，同样贫穷的郑板桥惺惺相惜，亲自收敛、掩埋，并为他立了墓碑，在石碑上刻上“嘉庆诗丐之墓”。
有人说：“人生的结局都是美满的，如果不是，那就还没有结束。”历史上，朱元璋正儿八经当过三年的乞丐，沿街讨乞，最后竟然坐上皇帝的宝座；伍子胥被楚平王杀了全家，他侥幸逃到吴国，立于市井之中，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乞丐，终于被吴王委以重任，报了血海深仇；《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一路化缘，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修成正果，取得了真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村里的乞丐几乎绝迹，大多数乞丐都只是我生命中的过客，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偶尔遇到几个本地较熟悉的，都已经改行，经历了一个由爬虫到直立行走的蜕变过程，活出了精彩人生。从贵州过来乞讨的老王，头发已经花白，依靠当地丰富的水资源，租赁十多亩地，成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一年收入不低于十万。城郊的二毛，在我们村讨乞了多年，能说会道，凌乱的长发下面长着一张俊朗的面孔。回家后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在城里的馋嘴街摆个地摊。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以前真的很失落，很丢人。“贫者不食嗟来之食”，但贫者被饿死了。讨乞，也是生活所迫，好死不如赖活着。现在政策很好，馋嘴街的人多得像蚂蚁，地摊一摆，黄金万两。如果手头紧的时候，你给我说一声。”想想自己的境况，感觉他们比我过的滋润。
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浪迹天涯的乞丐行业基本绝迹，我们平时最喜欢的接地气的那些莲花落、耍狮子、耍杂技、二胡表演，等等，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农耕社会，谁穷谁富，村里人都心里有数。进入信息社会，人员大量流动，谁也无法掌握乞丐们的真实背景。即使在城市，偶尔看到一两个讨乞的，慵懒、寡言、无赖、随性，大多是好逸恶劳或是具有欺骗性的，网络也不止一次报道过有的乞丐白天在街上行乞，衣衫褴褛，而华灯初上，他们就西装革履，进大餐馆，进歌舞厅、咖啡厅。且他们的行乞方法也趋于简化，没有多少花样，伸手张口，直奔主题。人们只有冷漠、疑惑，这些可怜的“乞丐皇帝”，没有几个同情、悲悯的。
前些年，从大街上过来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在茫茫人海中，她那单薄的身影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孤独……手里端一个破碗向我讨乞，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碗里，盛满了整个城市的盛况，几张纸币闪着黯淡的光。我心里立刻升起了一种同情、怜悯之情，毫不吝啬地掏出五元钱递过去。于是，近十来个小乞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我低下头，红着脸说：“对不起，小妹妹，我身上没有钱，对不起……”。可她们紧跟着我，非要一人给五元钱。一直追了我几十米，我真的很无奈，哪里去找这么多五元一张的票子，满大街的人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世界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或许，他们只是犯罪集团的一种工具，他们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没有幸福，没有学历，没有一技之长，长大后又会怎样？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悲哀的。他们乞讨的不应该是金钱，而应该是阳光和雨露，是快乐与幸福，是精神与信仰。
从此，很多时候在大街上见到讨乞的，我总是真假难辨，只有远远地绕道而行，避而远之。他们也许是有组织的，虽然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丐帮，然而，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丐”，救助他们也要有点现代意识。好在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社会救助制度、措施的建立，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政策的实施，加之各种教育、感化措施，这种社会现象现在已彻底消除。各个村社、集镇，已见不到一个破衣烂衫、摇摇晃晃的乞丐。大街上，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也只有香车美女在眼前飘来浮去。
时至今日，人生多了一些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生活不再是一地鸡毛，奔波劳累，五味杂陈。记忆是可以唤醒的，如果村里还有几场“莲花落”的即兴表演，我们脑袋两旁的耳朵一定还会竖起来，脑袋前面的两个眼珠，一定还会转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