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油料一
旧中国是个“贫油国”，那时候中国不产油。无论是煤油也好，汽油也罢，都要从国外进口。当年从北平到上海，从天津到广州，所有城市售卖的油料那可都是外国牌子，用轮船从外国运过来然后用铅皮桶分装，论斤或者论加仑出售。
这种单方面的卖方市场，造成了油料昂贵和短缺。当时不仅汽油价格昂贵，使拥有汽车成为了富豪才能有的奢侈行为，就连晚上点灯用的煤油，那也是普通老百姓很大的一块负担。这几天小编要说的，就是这“洋油”的供应情况和价格变迁。
一、外国人用低价倾销占领中国的照明市场
在煤油灯进入中国以前，我们的传统照明主要使用植物油，然后再加上棉线捻成的灯芯。这种灯亮度很差，即所谓的“一灯如豆”。而且使用时需要经常剪去烧焦的灯芯，用起来比较麻烦。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煤油灯迅速进入中国，当时是专供租界照明。其后洋人采用倾销的办法，迅速抢占了中国的夜间照明用油市场。那时候的洋煤油非常便宜，年在汉口，茶油每担5两6钱，大麻油每担5两4钱，而洋煤油每担仅为2两8钱，一担国产油能买两担洋油。又有记载说当年菜籽油的价格大约是文一斤，而煤油只要65文一斤，洋人用国产油一半的价格向中国倾销。
而且为了更方便地向中国老百姓推销煤油，美孚石油公司还开发了一种带有玻璃灯罩的罐式煤油灯，任何人只要购买他家的煤油，就免费配送一盏高档玻璃罩煤油灯——这种低价销售甚至赠送机器，然后让你买他的消耗品的套路，是不是非常熟悉呢？
于是这洋行就通过层层代理，将销售网络一直铺到中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而洋行的服务，那也是一等一的，在亚细亚集团当时内部发行的《石油手册》中规定：只要是能带来生意的客人，哪怕是穷乡僻壤的火烛小店，洋行也要求自己的雇员降尊纡贵，“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免有伤他们的感情”。
而这种温情脉脉的低价倾销、再加上赠送煤油灯的组合拳，根本不是清末老百姓能接得住的。不久以后，洋煤油就把中国传统植物油打出了市场。在年，煤油输入量为加仑（1加仑等于3.升），年增长为万加仑，年就达到1亿加仑，到了辛亥革命的年，进口量更是高达2.36亿加仑，洋油完全统治了中国市场。
在—年镇江的商务报告里曾经提到：“在各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经普遍使用煤油了……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年的商务报告中更是说到：“过去天黑就停工的行业现在有许多在夜间也工作了，穷苦的读书人也能在夜间燃点煤油灯……鞋匠、磨工、裁缝和木匠，在夜间全都使用油灯。”
通过洋人不遗余力的推销，煤油灯和煤油炉逐步普及到全中国，成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
二、民国时期穷苦老百姓点灯成本很高
到了民国时代，煤油已经成为了生活必需品，当时大多数人家自然是没有电灯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照明。而煤油的供应，却是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的。在用低价倾销加赠品统治市场以后，洋人终于露出了青面獠牙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在洋油的靠岸港上海，因为运费便宜和竞争激烈，价格还维持在0.06元左右一斤。当时一元能换当十铜元枚左右，也就是相当于约90文钱一斤。而在内地煤油就贵了，临近天津港的北平煤油是一块钱七斤，一斤就是1/7=0.14元，是上海港的两倍多。至于不靠海的省份那更是贵出天际，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吴虞回成都老家以后，买了两桶28斤装的煤油，每斤煤油售价0.3元，合计两桶洋油居然高达8块大洋！
这个价格在当时来说，那可是相当于普通职员一个月工资的——教员一开始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一个月工资也不过是八块大洋。在郁达夫年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那时候在上海卷烟厂工作的女工，每天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之后，也只能拿到9块大洋。骆驼祥子在北京拉人力车，他省吃俭用的一个月，也不过能积攒5块大洋。这一个月工资只够买两桶点灯的煤油，可还行？
而这一个月八九块大洋的工资，其实在年代算是高收入的。当时鲁迅先生在北京居住时，曾经雇过几个保姆，她们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块大洋。吴虞教授家的两个保姆，每月工钱也是两块大洋——这当然不是几位教授先生欺负人，那时候的保姆是包吃包住的，这两块钱是完全可以积攒下来的，虽然比骆驼祥子的每月剩五块钱要少，但是比北大图书管理员那每个月只能剩下几个铜子，还是好多了的。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内地省份的煤油，那可是非常昂贵的。当年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每个月除去吃饭和生活后能剩下的，也不过是两三块钱，能买个十斤八斤煤油而已。这油价这么贵，普通老百姓自然是舍不得多点的。当年的一般家庭，那是标准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舍得长时间点煤油灯的。
这时候能够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的内地省份学子，就已经不是穷苦人的孩子，而是殷实人家才可能有的待遇了。
三、三大洋油公司垄断中国市场
而煤油之所以这么贵，主要是因为外国公司垄断市场。当年的中国煤油市场，是由三大洋巨头瓜分的。他们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联营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其中，美孚公司资格最老、规模最大，亚细亚次之，而德士古规模较小，也最晚进入中国市场。
那时候三大石油公司为了垄断中国市场，采取了合作的方式，商定了在各公司每年的销售比例。比如在华北市场上，历年平均销售额大约为：美孚40%，亚细亚25%，德士古35%。这三家巨头联起手来控制价格保证利润，同时一起打击外来竞争者。
比如年美国大明火油公司在天津成立，它的“银箱”牌煤油立刻被三大巨头抵制，最终由德士古将该公司兼并。香港的胡氏兄弟公司创建“蝴蝶”牌煤油，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不错，结果被三大巨头联合降价导致其破产。而中国商人自己经营的光华火油公司，更是被联合打压，最后由于亏损严重，不得不将全部油池、油栈卖给三大公司。
在三巨头的联手控制之下，中国煤油销售量一直比较稳定。在年，中国的煤油进口量是2.63亿加仑，仅比年辛亥革命时的2.36亿加仑略高，这就是三大外国公司联手控制市场、导致煤油价格飙升，老百姓消费不起的原因。而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大萧条，中国的银本位货币急剧贬值，煤油价格也就再次直线上升。
这个时候广州洋行的一加仑（3.升）煤油已经卖到四块银元，平均每升4/3.=1.元，按照每升煤油1.8斤计算，是1./1.8=0.元一斤，比年的四川零售价格整整涨了两倍。要是按照上海港年0.06元一斤的价格计算，那更是飙升了近十倍！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广州商人想办法从进口柴油中提炼出煤油，贴上本土商标低价出售。这本土煤油一加仑才卖三块银元，平均每斤才3/3./1.8=0.44元，一时间抢了洋行不少生意。可是很快，洋行就联手将进口柴油价格提高一倍，然后把自制的煤油也贴上“桃花牌”、“月光牌”、“经济牌”等本土商标，来了个“进口仿冒国产”，售价卖得比本土商人的成本价还低，彻底打倒了本土工厂。而等到本土煤油淡出市场之后，洋人的低价煤油也很快就从市面上消失，大家只好接着消费他们0.6元一斤的高价油。
而煤油价格的再次飙升，也终于压垮了中国老百姓那为数不多的消费能力。要知道在年代虽然收入有所上涨，但大城市普通职员工资也不过是15-20元。这0.6元一斤的煤油灯，真的是舍不得多点。而在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这洋油价格老百姓们更是消费不起，只能再次找出尘封已久的旧油盏，重新点上了用了几千年的茶油麻油豆油。
所以那个时代的老电影和宣传画中，穷苦老百姓家里点的，仍然是“一灯如豆”的旧油盏，而不是使用“洋油”的煤油灯。这也是当年老文艺工作者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细致的一个证明。
四、买办勾结洋人大赚特赚
而正在煤油被外国人控制，中国老百姓苦于其盘剥的同时，国内的一些洋人买办则通过代理洋油生意，从中上下其手，赚得了大笔的财富。这其中通过当买办发家的典型代表，就是著名的民国财政部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有钱的孔祥熙。
孔祥熙是山西人，当地盛产煤铁，他就从阳泉向外国人贩铁，最后赚了20多万元。后来他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觉得在内地省份经营煤油定有巨利可图——以同样的年左右为例，上海港洋油0.06元一斤，四川成都洋油0.3元一斤，价格整整差了五倍！于是孔祥熙就筹办了火油公司，并开设了一个“山西裕华银行”，使自己成为美孚公司在山西的代理商，垄断了美孚煤油在山西的销售，一举发了大财。
后来，因为亚细亚石油公司的利润比较丰厚，孔祥熙又舍弃美孚做了亚细亚的代理。年，孔祥熙在太谷西街成立了祥记公司。这个公司除太谷总号外，还在太原、阳泉、平定、榆次、祁县、平遥、交城、离石、汾阳、忻县、运城等地设有分号，在天津、上海、石家庄等地设有分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是包销亚细亚的铁锚牌、元宝牌煤油和壳牌汽油、机油，同时也包销洋碱、洋蜡以及颜料、肥料、杀虫剂、各种化学品等。
当时祥记公司平均每月的营业额可达15万元，年获利在35万元左右。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实力后，孔祥熙的社会声望也随之扩大，受到了从山西都督阎锡山到当地富豪名流的敬重。而在这之后孔祥熙平步青云，后来甚至做到了民国的财政部长。
而民国政府被这些洋买办们控制了权力，丰厚的代理利润和回扣之下，那自然是各种的“造不如买”，中国的很多关键行业，都陆陆续续都落入了洋人手中了。结果就是到了抗战时期，一旦沿海被日本人封锁，这洋货进不来，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就逐一没了着落，然后就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了。一定要自力更生、建立起自己的生产体系的必须性，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那些梦想着穿越到民国，去做少爷小姐衣香鬓影浪漫缠绵之余、再穿着旗袍轻描淡写地打鬼子的朋友，还是想想到时候一个月收入只够勉强吃饭，煤油灯都点不起，需要在旧灯盏下不停剪灯芯，然后愁眉苦脸琢磨明天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什么活法吧。
参考资料：
《山西首富孔祥熙》
《上海工人阶级运动史》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镇江商务报告》
《银元时代生活史》
《春风沉醉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