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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世纪的华语文坛，葛亮是一个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从《朱雀》《北鸢》到“匠传”系列小说，葛亮在创作上不断进行自我突破。在历史加速的时代，葛亮用抒情考古学的方法书写了匠人们的生命史和情感史。在“匠传”系列小说里，葛亮在历史时势变化中写出了世俗世界的情义。同时，匠人精神和匠艺传承成为这个系列小说写作的重心。最后，葛亮通过物质文化和匠人情感的描写，表达了浓厚的怀旧意绪与抒情风格。
关键词：历史加速时代；抒情考古学；葛亮；“匠传”系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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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互联网媒介文化和后人类主义的时代，小说写作的意义何在？在随笔集《相遇》中，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把现今的时代称之为“历史加速的时代”，他认为历史的加速深深地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而在这样的时代中小说家的应对方式是“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左近，保留那属于我们先人的、近乎被遗忘的、亲密的生活方式的回忆。”[1]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小说家的创作是用“回忆”的策略去承担现代个体抵抗时间焦虑和历史加速的重担。
在青年作家葛亮的写作中，“回忆”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关键词。从关于南京时代变迁的《朱雀》到关于自我家世的“新古典主义小说”《北鸢》，葛亮用两部长篇小说铺陈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别样记忆和想象。近期，葛亮创作了以匠人为题材的多部中篇小说，可以被称之为“匠传”系列，在其新作《瓦猫》[2]一书中，就收录了《书匠》《飞发》和《瓦猫》三部中篇小说，书写了种种朴素而庄严的匠人生命故事。
本文所聚焦的是葛亮的“匠传”系列小说。在该系列中，葛亮描写了渗透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历史风云，叙事的密度很高，方言的运用和风土的描摹十分出彩。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笔者试图在葛亮的小说中勾勒他对历史、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从而凸显葛亮在小说中采取的“抒情考古学”策略。具体而言，本文的分析将从历史时势、匠人精神和物质文化三个面向进行展开。
一、历史时势与世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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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匠传”系列虽然写的是匠人的传记，但是匠人的故事背后却是“大时代”的宏阔背景。站在21世纪往回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在抗战、革命与启蒙之间产生了无穷变奏，个体难免被时代裹挟，个人话语很容易就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吞没。不过，葛亮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也有独特的写作策略。在“匠传”系列中，匠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小人物被放在镜头的前景，历史只是作为布景呈现。历史时势是舞台和框架，但是上面表演的却是世俗人生。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葛亮在历史时势中凸显了世俗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价值。
这种对大时代底下世俗世界的描摹，尤其表现在《飞发》中。《飞发》是一个典型的香港故事，让读者想起了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里面的张震扮演的“一线天”角色中那些留白的线索。小说的故事从叙事人高校教师毛果寻找师兄翟健然认甲骨拓片开始，引出师兄的弟弟翟康然的理发店，又从中牵扯出两兄弟的父亲翟玉成的“孔雀”理发店的故事。由于翟康然对父亲叛逆，他转投上海师傅庄锦明的“温莎”理发店，故事以翟玉成的逝世收束。《飞发》中，葛亮在大的故事框架下分别讲述了翟玉成与庄锦明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的生命史构成了小说主体部分“并蒂莲”的结构。这两个人也代表了香港理发业的两个流派：本土派和上海派。
在翟玉成的故事中，葛亮写出了昔时香港的浮华与旖旎。理发师“孔雀仔”翟玉成早年爱好文艺，投身“丽声”电影训练班，演戏不成后，再投入理发行业，其原始积累不乏黑帮的介入和帮忙。他弄潮于时代变幻中，崛起于香港战后经济发展的*金时代，开设了“孔雀”理发店，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却也因为造化弄人，投入股市的钱受到香港经济神话破灭的冲击，其后老婆和女儿的去世使他萎靡不振，无力抚养两个儿子，这才有后续翟康然的叛逆。翟玉成的线索可谓是从个体的身上体现了香港战后发展史。
风起于青萍之末，理发业的派系争斗却也牵扯出香港混杂的身份与历史。李欧梵认为香港和上海是“双城记”，两座城市互为“她者”，也互为镜像，两个城市文化背后都有彼此的影子[3]。《飞发》写上海的理发师傅庄锦明南来香港，只有他的“温莎”才会剪海派的复古发型，从中牵出二战后上海人迁徙香港的路线图，而后又写到改革开放后庄师傅介绍一大批亲戚来香港理发业捞金，又是一个香港反哺上海的好案例，坐实了两城之间经济、文化与精神的密切关联。
理发是个人小事，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发型的变换是时尚趋势，体现着时代风潮的忽焉变幻在个人身体上的重新塑形。以理发为切入点写香港的时尚和浮华，葛亮选择的角度不可谓不刁钻。较之帝王将相的朝堂争斗，穿衣吃饭当然是寻常小事，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在时过境迁之后却也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葛亮写发型的风尚变换，也写理发业内部的派系和私人纠缠，是对香港市井文化的重新图绘。
然而，世俗世界背后不可忽视的正是历史时势。在刊发《飞发》的文学期刊《十月》当期卷首语，编者就论及，“中篇小说《飞发》，‘孔雀’‘温莎’两家理发店和它们主人的故事，两代人、一个行当、一座城在大时代里的命运沉浮，时尚风习里沉潜着家国之思。作者要摘取‘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这盛世华发、市井街头，关乎个人声望、奢华、梦想与野心，也关乎经济发展与国计民生的能量气运。”[4]《飞发》以翟玉成的载浮载沉引出香港崛起的历史神话，又以庄锦明写上海人的家国离散，葛亮通过两个小人物写出了香港的复杂的历史脉络，在叙事处理上可谓是举重若轻。
不过，相对于《飞发》，《瓦猫》在历史的向度上则更为复杂。《瓦猫》涉及了好几个时代和空间。故事的叙事人依然是毛果，他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时对龙泉瓦猫产生好奇，受藏族仁钦奶奶所托把邮件送往昆明，随后在昆明找到了收信人陶艺师荣瑞红，从她的口述中知晓了抗战时期她与西南联大学生宁怀远的恋爱故事，中间还涉及荣瑞红的父亲荣昌德。当然，故事并没有在宁怀远失踪之后停止，其后又讲述了他们的儿子荣宁生和媳妇萧曼芝在新中国上山下乡时代的结合。最后回到现实，把荣瑞红与她的孙儿荣之武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瓦猫》讲述了四代人的故事，把历史展开的线索从民国拉到了新中国。
葛亮《瓦猫》
依靠毛果的追寻和荣瑞红的讲述，四代人的故事被层层推进、娓娓道来。不过，处在主体部分是荣瑞红和宁怀远的爱情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三所高等院校的师生辗转迁徙到了昆明，合作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宁怀远尾随闻一多的清华文科研究所迁至司家营。宁怀远和当地的姑娘荣瑞红相识了，为了让荣瑞红帮忙给一群学生做饭，他自愿帮荣老爹做瓦猫来交换。在频繁的日常交往中，宁怀远和荣瑞红日久生情。历史的风浪里，他们的爱情也经受着战火的考验，宁怀远参加了*队，在运输物资的工作中被炸伤回到龙泉，而荣瑞红不离不弃和他结婚，而宁怀远知晓闻一多不幸罹难的消息之后失踪。
在《瓦猫》中，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