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
吕新
几年前，南华门一带施工，不能说天翻地覆，但是路面全部开了口，有的还是很深很宽的壕沟，原来的通途大多变成阻隔。至少有两三次，我到达那一带的时候，看见李国涛老师正在瓦砾与土堆之间仅剩的一条窄道上散步。有一次，我还没有看见他，他先看见了我，在一个小山丘般的土堆后面向我招手。
每次与李国涛老师见面，不管事情多少，一定要说一会儿话。多是他问我，各种情况，身体，家事，孩子，写作。得知我的手续已到了文学院，他说，那我们以后就可以常见面，常在一起聊天了。我也关心他的身体，询问他的阅读情况。他说原来买大号字的书，后来主要靠放大镜，可是那个东西也很不好，看不了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读书的痛苦已经远胜于读书的愉悦。
人不到一定的年龄，有些事情不能体会，也无法体会，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提前实习或见识一下的。我也曾试着用放大镜看过一页书，想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确实比较麻烦又难受，就那么一个小圆片，面积有限，一次只能看见三五个字，最多十几个字。那样的一种读法，更像是在干一种体力活儿。眼前还很晕，还不如某些体力活痛快。一个人到了只能用放大镜看书的时候，还在看，还想看，那是什么人？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每次见到李国涛老师，我都会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情景。年冬天，在寒冷的雁北，我写了第一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写完后装进一个信封，寄给了《山西文学》编辑部。当时尚属借调工作的责任编辑祝大同老师在大量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很快，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又过了不久，我带着一支钢笔，坐了一夜的火车，去编辑部修改那个小说。在夜行的火车上，心里既麻烦又忐忑，因为完全不知道小说应该怎么修改，更何况，改完了也并不代表一定就能发表。
我到达编辑部的上午，他们几乎都在，张石山，李锐，燕治国，周景芳，毕星星，张小苏，马永宏，还有搞编务的阎姗姗。并不知道此前他们都已传阅过那篇小说。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带他去见见老李。于是就从编辑部出来，祝大同老师带着我去见老李。我不知道老李是谁，直到走到胡同里的时候，才知道老李就是李国涛老师，《山西文学》主编。
李国涛先生
第一次见面，觉得李国涛老师在温和慈祥之外，还有一种威严和严厉，甚至还有一种冷。现在已完全想不起在李国涛老师的家里说过什么话，也不记得他们两人说过什么。只记得李国涛老师告诉祝大同老师，说他家里今天中午吃包子，顿时觉得轻松、放松了不少。啊，李国涛老师竟然也吃包子！那不是很多人都吃的一种饭么。正是这个普通的具有民间色彩的意象使我逐渐轻松了下来。临走的时候，李国涛老师嘱咐祝大同老师，让他带我去附近的五一路新华书店挑选几本书，以编辑部的名义赠送给我。关于那个小说本身，李国涛老师好像什么也没说。
小说并没有修改，就用带来的那支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千字。他们在招待所的地上一遍一遍地乱走，不影响我，甚至不断地挤过来，看我在写什么。第二天，把变厚了的稿子交给祝大同老师。我临走的时候，他说，能不能发表并不一定。我说噢。只能噢，不然还能说什么。很多人在那样的时候也都只能噢。回去后忐忑了几天，后来就忘了。
因为母亲去世，我们过了一个凄凉而黑暗的年。过年后不久，收到了当年第二期的样刊。那种心情，以后再没有过。
有些东西，人一生中只有一次，只能有一次，比如某种心情，某种体验，某种时刻。
在素有“现实主义重镇”之称的山西，想我的那个浅陋的小说，包括我本人，多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胡蹦乱跳的野孩子。在那道不无森严厚重的现实主义的红门前，李国涛老师拉开一道缝，向我招手，招呼我进去看看。好像就在那之后又过了不久，李老师就退休了。从未见过他伏案工作的情景，也没有见过他手不释卷的样子，却见过诗人潞潞的一份打印的诗稿，他一首诗里有一个词“斧斤”。李国涛老师在“斧斤”那个词上划了一个圈，然后旁批道：可否改为“斧声”？
好像也是他第一个提出“山药蛋派”理论。他读伍尔夫，读罗素，是国内最早研究文体的批评家之一。他著有关于鲁迅研究的专著，对于散文随笔的写作一直未曾中断，文章质朴，自然，因为背后是一个旷达洞明的心灵，所以永远不可能急功近利。晚年，有过一个时期的小说写作，长、中、短篇小说，叙述的多为已逝的旧人旧事。
任何作者，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都无疑是有幸的。
多年前，他就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就寝，不看电视，不管里面爱得如何热烈，恨得怎样深沉。
他早睡早起。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又早早地起来，一个人走了。不过，你要是去那附近等他，永远不会再等到他，因为这一回他是彻底走远了，远到无以计算。
（文章刊发于《太原晚报》年9月13日24版天龙/品味）
曾记得
东黎
认识李国涛老师是年的事。
当时我上大二，兴趣所致，写了一些文字。其中一篇给了《汾水》编辑部（《山西文学》前身）。不久，它在6月发表，题目是《鸡的故事》。它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讲了一个孩子和一群鸡的种种事。我收到两本刊物和一张66元汇款单。有了这样的收获，我又写，把小说《彩色的梦》寄去。暑假，收到编辑部来信，要求我去改稿，同时住在省作协招待所里读读书。
我所在的地方离太原50多里，只能坐火车去。
南华门东四条胡同里有个院落，普通街门，门两侧挂几块木质牌匾，最大的牌子上写着“山西省作家协会”，另外几个小牌子，其中一个写着“《汾水》编辑部”。进了院，有棵很大的梧桐树，迎面是两幢西式灰砖小楼，楼体上挂着墨绿色的爬墙虎，一道月亮门将两楼分在东西。《汾水》编辑部在其中一幢楼里。看门人说：二楼。
进了楼，绛紫色的木地板，一扇扇关着的绛紫色的门。二楼一扇半开的门里，是间大屋子，几张桌子上堆积着一摞摞报刊和稿件。有几个人坐在桌前，看书，看稿子，抬头或不抬头地说着话。我鼓起勇气假装咳嗽了一声，说了我是谁。有人站起身，说：没想到你这么小！后来我才知道，那几个人是编辑部主任冯池，小说编辑张石山、李锐、燕治国，诗歌编辑文武斌，评论编辑王中干。我的责编燕治国老师说：稿子没有太大问题，改稿子是次要的事，主编李国涛主要是想让你来这里读读书。正说着话，从门外走进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穿着浅色衣服，面庞白净，温和地笑着，说：噢，这就是作者？比我想象的还年轻，完全就是个孩子嘛！
花白头发的老头儿就是李国涛老师。
之后，我被安顿在小楼对面另一座小楼的二楼住了下来。
李国涛老师并没有与我说稿子的事。他说：你还是个孩子，不要乱跑。要去什么地方，要告知燕治国和吕文幸。
吕文幸老师30多岁，戴白框眼镜，人很温和，带着十来岁的女儿住在我的隔壁。
一个多月，我没乱跑，就在对面楼的一楼图书馆和阅览室看书。那是个书籍缺乏的年代，图书馆里有很多我不知道也没看过的书。
不定什么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碰到李国涛老师。他踱着步，不紧不慢。他微笑着，停下脚步，说：又看什么书了？
有两套书我是彻夜看完的，一套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套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说了看书的状态。李老师说：有的书可以速读，有的书要慢读。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多年后才有所悟。
那段日子，碰到李国涛老师最多的地方是“灶上”。
“灶上”就是作协的机关食堂，也在胡同里，出院门往胡同里走十几米，一侧墙边有间小屋。屋里有个小灶台，有个铺了塑料布的圆桌。只有一个做饭的小张师傅和四五个人就餐。
“灶上”中午吃饭的人最多，常来吃饭的有张石山、文武斌、王中干。李锐有时也来，拿着餐具，买了面条或馒头，就走了。“灶上”的饭很简单：面条，馒头，稀粥，咸菜，花钱也少，我一日三餐就三四毛钱。张石山老师吃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往碗里倒很多醋，醋把面都浸泡了，然后稀里哗啦地吃。文武斌老师微胖，吃着吃着，就停下来用手绢擦汗，然后爽朗大笑。王中干老师是南方人，看着桌上的调味品，总是犹犹豫豫的。于是，隔一两天，他会变魔术一样拿来一个青椒，用一点点油把撕成片的青椒焙一焙。火小，油少，慢慢焙，几片青椒变软，表皮微*。王老师撒一点儿盐在青椒上，属于他的一道菜就做好了，放在他的面上，感觉那面香了许多。他曾让我尝过一片青椒，有点儿小，没怎么嚼，我就咽了。李国涛老师虽不在“灶上”吃饭，但有时下班路过会进来，看看，又转身走了。那时，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吃饱。一次，他尝了块王中干老师的青椒，王老师说：老李，你是美食家，说说我这虎皮青椒味道怎样？李国涛老师嘴里含着那片青椒走了，我隐约听到他说：咸了。
我曾多年思考过一个问题：自己佩服什么样的人。渐渐觉得，《天龙八部》里那个扫地僧是我佩服的人，他没有世俗赋予的荣誉，却功力无边。由此，想到了李国涛老师。
我读过李国涛老师的一些文章，以为那样的文章若非知识渊博，为人善良谦和，性情淡然笃定,是万万写不出的，其美好，与很多大家之文不分伯仲。李国涛老师有一篇《纸上谈吃：舌尖上的故乡》的文章，我读得动容，感悟到什么是美食家的境界。
我觉得李国涛老师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像一个父亲对于自己的女儿。经李国涛老师签发的《鸡的故事》在几年后获得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
但是，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多年不再认真写作，只偶尔写些散文，随便发在什么地方，被李国涛老师看到。再后来，连散文也写得很少，完全退出了文坛。
多年后的一天，在南华门东四条碰到了李国涛老师，他头发全白了，依然穿着浅色的衣服，微笑的容颜很慈祥，语气很温和。李老师说：东黎，我很喜欢你的散文，它像清澈河底的小石子！你要多写。我羞愧地低着头，不知该说什么。
最后一次见李国涛老师，仍然是在作协院里，他坐在轮椅上，在梧桐树下，周围的植物姹紫嫣红，天并不冷，但他穿着棉服。他在一片半阴半阳的树荫里，闭着眼，静静地悄无声息。我没打扰他，悄悄地走过，走了。
秋天老是下雨。
连续下了几天，天阴得像块巨大的灰幕。
那日晨起，正忙一些家务。我先生说：李国涛老师去世了。我先生知道文坛的事比我多，也早。我愣了一下，虽在屋里，看不到外面的天，却感到它又暗了一下。
唉，世上从此少了一位让我钦佩的长者！
有哀恸在心里。
（文章刊发于《太原晚报》年9月18日24版天龙/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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